一天應該吃幾頓飯?即使拿這個問題去問幼兒園的孩子，也能得到“一日三餐”的標準答案。早餐、中餐和晚餐，放之四海皆準，世界各國都不約而同據此遵循。

然而，為什么不是兩頓，或者四頓?這可不是一個無厘頭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吃飯的節奏也在調整，最終才固定為一日三餐。

1 我國三餐的形成——

從點心演變出的日中食

回溯先秦時期，一天吃幾頓飯，是依據身份而定的。

周代“列鼎而食”的貴族，一日三餐已步入生活日常。按照《周禮·膳夫》的說法，周天子的“朝食”必須“殺牲”，以新鮮肉類入肴饌，剩余的中餐和晚餐則不再另殺新牲(王日一舉，古代稱一次殺牲陳設盛饌為“一舉”);而如果是齋戒日，則一日三餐都要殺牲備餐(王齊(齋)日三舉)。《戰國策·齊策四》“管燕得罪齊王”章中，有“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余食”的說法，意思是說:“士人在您這兒一日三餐還吃不飽，您養的鵝、鴨，飼料卻吃不完。”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戰國時期寄宿在大夫家的普通士族(貴族中的最低等級)也是一日三餐的標準。

貴族以外的平民階層，通常情況下一天最多吃兩餐，才能適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勞作節奏。這兩餐一般是早餐與晚餐——與兩餐有關的文字記載最早來自殷商武丁時期的甲骨文卜辭:“甲寅大食雨，乙卯小食大啟。”意思是甲寅日大食時分天開始下雨，次日乙卯日小食時分天才放晴。“大食”和“小食”來自殷商人一晝夜的八個時段，以日常活動規律為坐標，這八個時段依次為旦(或“明”)、大食、大采、中日、昃、小食、小采、夕。每段大約隔兩個小時，其中“大食”是吃早飯的時間，大致在今天的7時至9時，“小食”即用晚餐的時候，時間一般在15時至17時。“大食”的功能是維持上午時段重體力勞作的熱量，熱量必須足夠撐到繁忙的午間;而晚餐后日頭西落很快要去歇息，少吃有助于消化，所以又叫“小食”。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八時段又裂變為“十二時辰”，按《左傳·昭公五年》杜預注所記，十二時辰分別為:平旦、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夜半、雞鳴、日出。其中早餐仍然占據著重要地位，被稱作“食時”，“晡時”則指晚餐時候，可見一天中依舊只有兩餐。

中國人是什么時候開始普遍吃三餐的?漢唐時期，貴族階層三餐的食俗逐漸流行于民間，早餐與晚餐之間又多出午餐來。“一日之中三時食，朝、夕、日中食”，這個“日中食”指的就是午餐。至今江浙一帶仍有把午飯叫做“晝飯”的習俗，這種語言傳統自有其“漢唐遺風”——“晝飯”來自《說文解字》里的“晝食”，《說文解字約注》里解釋得很清晰:“許(慎)云晝食，謂中午之食也。晝字從晝省，從日，言一日之中，以此為界也。今湖湘間猶謂上午為上晝，下午為下晝，則晝食為午時食明矣。”

三餐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兩餐的退出，從漢唐時起直到清末，兩餐都一直與三餐制齊頭并進，具體采用哪種餐時，依據社會階層、各地經濟發展、地理與日照時長而有所不同。《清稗類鈔·飲食類》記載:“我國人日食之次數，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清代滿族從北方游牧民族而來，入駐中原以后依然沿襲著一日兩餐的傳統。同樣在《清稗類鈔·飲食類》一篇名為“圣祖一日二餐”的記錄中，康熙皇帝在奏疏里批注了對江南人一日三餐的看法:“爾漢人一日三餐，夜又飲酒。朕日兩餐。當年出師塞外，日食一餐。”清代人稱正餐為“膳”，早膳時間一般在卯時二刻(6:30)，晚膳時間在午時二刻(12:30)，但不要以為一天只吃兩頓的清代皇帝會因此“勞筋骨，餓體膚”——按照《膳底檔》的記載，清代皇宮的用膳時間彈性很大，御膳房依照傳膳需要隨時機動，并且在兩頓正餐之間還穿插有隨叫隨到、多達五次以上的點心。

普通百姓也會有正餐以外的點心小食，在早、晚兩餐的餐時制度里，體力勞動的消耗需要補充能量，通常以“點心”的形式在中午進行補充。時間久了，中午的那一頓點心就逐漸演化成了午餐。直到今天，上海地區崇明方言里還有把午飯叫做“點心”的習慣，“吃午飯”也是“吃點心”。受中華飲食文化影響頗深的日本，傳統上只吃兩餐，到了江戶時代從體力勞工早晚兩餐的點心里逐漸演變出午餐，日語也將這最晚出現的正餐稱為“中食”。

由此可見，我國三餐制從先秦貴族生活中出現，在漢唐時逐漸普及，但兩餐制也長期存在，兩餐的進食時間分別在早、晚時分，日中的那頓點心逐漸演化成了午餐。

2 歐洲三餐的形成——

缺失的早餐慢慢出現

歐洲地區的情形與我國類似，最初也曾是兩餐。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最初缺少的是早餐。

無論東西方，晚餐由來已久從未缺席。只不過與殷商人把晚餐叫做“小食”，為保證消化、少吃以盡早入眠相比，西方一直把晚餐看作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理想的晚餐要以新鮮食材烹飪，最好能剩下些材料當作第二天的早餐——或者說不能稱作為正餐的小食。同樣，和殷商人把早餐認作“大食”不同，歐洲早餐的重要性并非傳統。西方的一日兩餐通常指午餐和晚餐，因為早餐的面貌模糊不清，西方三餐的形成史也可以看作是早餐的崛起史。

埃及法老早上醒來入口的第一樣東西被稱作“ja.w-r'”，即一塊蘸有葡萄酒的面包。“ja.w-r'”的意思是“清洗口腔”，屬于一早速戰速決的地中海式早餐。在地中海或歐陸生活的人，一天只吃一到兩頓正餐。即使是實行一日三餐的社會，如物質生活相對豐富的羅馬，每餐的重要性也按照時間順序依次遞增:晚餐被稱為“切納”(Cena)，是結束一天工作后最重要的一餐，進餐時間夏令時大約從三點以后開始，冬季提前一小時;如果邀請親朋好友歡聚，一餐的時間會延續好幾個小時。相比之下，午餐則在工作間隙匆匆解決，而早餐更是可有可無。

如果去問中世紀的歐洲人早上第一餐意味著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會是:“終止禁食”。從古羅馬時候起，早餐ientaculum就是終止禁食的意思(拉丁文的形容詞ieiunus指禁食)。英語早餐“breakfast”一詞來自“break the fast”，意思就是打破宗教的齋戒，指一夜未進食后，以早餐打破這種狀態。清早通常不吃，如果要吃的話通常也只拿前一晚的隔夜菜充饑——從清晨到午間一兩點前，絕不會發生正餐。

從法語中可以看出兩餐擴展為三餐的經過。法語原本管一天中的第一餐叫déjeuner(詞義上相當于英語的breakfast，都是“打破齋戒”之意)，但因為這一餐的發生時間，在法語里被譯作“午餐”，為表示之后誕生的較早一餐，法國人另造petit déjeuner一詞表示“早餐”;在保留古老語義較多的魁北克法語中，déjeuner至今仍有“早餐”的意思。

早餐在三餐中重要性的崛起，更像是一場商業營銷。19世紀晚期，美國教會信徒詹姆斯·凱勒·杰克遜發明了早餐麥片，約翰·哈維·凱洛格則創立了“凱洛格”這一麥片品牌。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食品公司為了銷售麥片，開始在收音機里一遍遍重復:“營養學家認為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同時在超市散發宣傳單，向人們兜售想要健康就必須得吃早飯，而最健康的早飯莫過于他們的速食麥片的言論(事實并非如此)。經過美國麥片風潮，早餐麥片已經成為一代美國人的回憶，同味覺一起被固定的，還有商家反復宣揚、如今耳熟能詳的“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的印象。

3 一日三餐的用餐時間——

由時鐘敲定

嬰兒一天吃七八餐，成人以后固定三餐。一日三餐的固定用餐時段看起來再平淡不過，但真正在全球各國得以確立也不過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直到今天，亞馬遜森林深處的阿瓦族也保持著原始社會隨時進餐的習慣:在他們使用弓箭狩獵、采集野生蜂蜜和果實的過程中，隨手摘下的漿果，路遇的水源，都是停下來進行一餐的理由。農業社會的一日三餐或者兩餐時間基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照規則，所以地理位置上越往北，第一頓正餐的用餐時間越晚。

五花八門的進食時間在進入工業革命以后被強勢統一。不過吹響改革序章的時間還要更早些，可以追溯到13世紀機械式座鐘的發明。1283年，英格蘭的修道院里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座以砝碼帶動的機械鐘;13世紀起，意大利北部的教會僧侶開始建立鐘塔(或稱鐘樓)——隨自然時鐘運轉的農業時代人類作息，在鐘表出現以后開始逐漸有了共同的機械標準尺度。

歐洲人在十四世紀發明了機械式座鐘，1657年發明了螺旋彈簧鐘，后者敲開了個人攜帶式鐘表流行時代的大門。到了十八世紀，擁有一座象征當時最先進科技的座鐘，生活必需品的意義遠大于財富象征，人與人之間必須保持時間上的同步，想要融入社會群體，就得知道現在幾點。

之后幾百年，封建領地逐漸解體，人群開始向城鎮聚集，鐘開始嵌于工廠、市政廳、學校的建筑墻上。以工序串聯的工廠流水線，必須準時開門服務的政府機構，遵循上課時間表的學習生活……什么時候吃飯，不再依照個人身份喜好或者各地古老的飲食習慣，也不再依據田間勞作的日照規律;而是必須符合工廠、學校、辦公室、商業中心等社會化組織的運行時間表。社會組織的運行要求人們的有效工作時間盡可能保持一致，工作時段與用餐時間被嚴格地切分出來。如果說整齊劃一的工作交易時間才能促進商業對接，提升生產力，那么一個人想要融入社會，就必須得跟上社會生產時鐘的節奏——換句話說，現代人的社會化得從規整的一日三餐開始。

1884年，華盛頓會議選定了通過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經線為全球的統一本初子午線，全球統一的標準時間——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由此誕生。至此，一日三餐的輪廓終于在世界范圍內清晰起來，并隨著工業革命和十九世紀以來城市化的漫長過程逐步在全球各地得以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