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先民的生活中，對詩意的追求是最顯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正是在這種文化土壤中，“詩言志”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先民創造了富有詩意的生存方式，華夏大地整體上就是詩意生存的樂土，詩意生存是中華文化最為耀眼的精華。

在我國漫長的詩歌曲譜中，《詩意人生》著重挑選了六位在文學上有建樹又人格高潔的詩人: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用簡練平實的語言，評述六個詩意人生的典型，帶給我們一場豐盛的精神盛宴。

中華文明以人本精神為基石

從總體上說，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一種以人本精神為基石的人類文明，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到人類自身的創造力量的民族。

火是人類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臘人認為火種是普羅米修斯從天庭盜來饋贈給人類的，而中華的先民卻認為這是他們中的一員——燧人氏自己發明的。這典型地反映出中華文化與古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差異: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天上的神靈，中華的先民卻對自身的力量充滿了自信。

在中國古代的神話體系中，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話傳說其實都是人間的英雄和氏族首領的英雄事跡的文學表述。女媧等人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與希臘神話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視人間，有時還任意懲罰人類的諸神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古代神話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等人物分別發明了筑室居住、鉆木取火及農業生產，而黃帝及其周圍的傳說人物更被看作中國古代各種生產技術及文化知識的發明者。神話人物的主要活動場所是人間，他們的主要事跡是除害安民、發明創造。既然中華的先民們確信文化是他們自己創造的，這種文化就必然以人為其核心。

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倫的幸福，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便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

在中華文化中，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是衡量萬物價值的尺度，人的道德準則并非來自神的誡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來自神的啟示，而是源于人的內心。這種思維定式為中華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為本的精神。

“詩言志”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

正因如此，先秦的諸子百家雖然議論蜂起，勢若水火，但它們都以人為思考的主要對象。它們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它們的關懷對象都是現實的人生。

且以春秋戰國時代最重要的兩位思想家孔子、莊子為例。孔子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棲棲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動失敗后，又以韋編三絕的精神從事學術與教育，真正做到了“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正是這種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使他對生命感到充實、自信，從而在對真與善的追求中實現了審美的愉悅感，并升華進入詩的境界，這就是為后儒嘆慕不已的“孔顏樂處”。

孔子如此，莊子又何必不然?莊子以浪漫的態度對待人生，他希冀著超越現實環境的絕對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質享受這一點上則與儒家殊途同歸。正是在這種瀟灑、浪漫的人生態度的基礎上，莊子才能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展翅翱翔。

儒、道兩家相反相成，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們對人生的態度，學者或稱之為藝術的或審美的人生觀，我覺得不如稱之為詩意的人生觀更為確切。因為那種執著而又瀟灑的生活態度，那種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悅感，那種對樸素單純之美的領悟，那種融真善美為一體的價值追求，除了“詩”這個詞以外簡直無以名之。

正因如此，“詩言志”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成為中華先民對詩歌本質的共同認識。

中國的古代詩歌既不是頌神樂歌，更不會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被哲學家逐出理想國。中國詩歌的創作主體是人，它所表現的客體也是人，它從人出發，又以人為歸宿。中華先民的詩歌創作是全民族陶寫心聲的普遍方式，中華大地也就成了一個詩的國度。

孔子愷切周至地以學詩來教育子弟，《詩經》得以躋身于儒家經典之列;《老子》全書皆為韻文，幾可視為一首長篇哲理詩;《莊子》中豐富的想象和生動的形象使全書充滿著詩意，書中關于“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的命題為后代詩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料。儒、道兩家一正一反，分別從社會功能和審美功能方面澆灌了后代詩人的心田。既然中華文化賦予詩歌以無比強大的功能，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態，所以詩歌必然會成為中華文化皇冠上最為耀眼的一顆明珠。

閱讀好詩，實現詩意生存

在古代中國，詩人成為全社會所仰慕的崇高稱呼，即使貴為帝王者也仍想獲取這頂桂冠。

中國歷史上曾涌現出無數的志士仁人，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杰出的詩人，他們用優美的詩句表達了內心對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詩歌成為他們留給后人的最寶貴的文化遺產。

行吟澤畔的三閭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經憑借其壯麗詩篇在中國人民心中獲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義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詩中。到了近代，譚嗣同在獄中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兩句詩宣示以身殉國的精神，留學異國的魯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之句來表達對祖國的滿腔熱愛。

當我們誦讀這些家喻戶曉的詩歌名篇時，在獲得審美愉悅感的同時也在道德上接受了熏陶。這種熏陶不是抽象的道德說教，它會伴隨著優美的意境和動人的形象悄悄進入人的內心，它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一樣悄然滋潤我們的心田，推動我們的精神境界向著崇高邁進。

如果選擇在人生態度和作品境界兩方面都對后人有巨大影響的第一流詩人，我們首先會想到下面這份名單: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

上述六位詩人，其遭遇和行跡各不相同，其詩歌創作也各成一家，但他們都以高遠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處的實際環境，他們的詩歌都蘊涵著豐盈的精神力量。

孔子說“詩可以興”，朱熹確切地解“興”為“感發志意”，王夫之對“興”的作用有更詳盡的解說:“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圣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也。”

讀詩，閱讀上述六位詩人的好詩，一定會使我們從渾渾噩噩的昏沉心境中驀然醒悟，一定會使我們從紫陌紅塵的庸俗環境中猛然掙脫，從而朝著詩意生存的方向大步邁進。

為什么要追求詩意的生存?因為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真諦。

(作者莫礪鋒系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南京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