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從何處發力？這問題我們其實已經知道了答案。有目共睹，2015 年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政府推出的經濟舉措皆是從供給側發力。可近來有一種聲音，說當前防止經濟下行政府應重點擴需求。擴需求有必要，但不能動搖供給側改革。

一個國家穩增長，重點在結構平衡；而解決結構問題，著力點是在供給側。事實最有說服力。1933 年羅斯福率先在美國推行新政，之后其他西方國家也跟著效仿，并將凱恩斯主義奉為國策。可結果呢？到上世紀70 年代前后這些國家紛紛陷入了“滯脹”，凱恩斯學派的地位一落千丈。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宣稱，要對“凱恩斯革命”再革命；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斷言，政府刺激投資對穩定經濟無效；供給學派強調，政府應從擴大需求轉向供給側減稅。

1981 年里根當選總統后，曾根據供給學派的理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此舉雖降低了企業成本，也一度推動了經濟復蘇，可最終并未解決結構性矛盾，相反還進一步加劇了結構失衡。時至今日，制造業萎縮、產業空心化仍是美國的一大心病。

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解決結構問題的中國方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顧名思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個關鍵詞，一是結構性，即重點是解決結構問題；二是供給側，即改革從供給側發力；三是改革，即主要用市場機制解決結構問題。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同于凱恩斯學派，也不同于供給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