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干部德鑒》，陳良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推薦理由：本書收錄了作者近幾年來關于古代崇尚道德、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廉潔為民等方面的文章，褒揚了恪守為民之責、力行為民之舉，贊頌了心底無私、舉賢不避親仇、鐵骨錚錚的言行。作者聚焦歷史人物，展現其為政成就與道德風采，不但講述了漢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寬厚愛人、尊賢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講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張詠、范仲淹、鄭板橋等古代名臣的為官作為，旨在引以為鑒，見賢思齊，尚德修身。本書還從全新視角審視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旨在以文化人，滋潤心靈，完善人格。

古往今來，為官者“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作為新時代領導干部，官德修養要過硬。陳良在推出《走出迷局──審視歷史中的人性與制度》《黨政干部廉鑒》之后，又推出《黨政干部德鑒》一書。

本書汲取傳統官德精華，用大量的歷史故事多角度談官德，既講述了漢文帝、唐太宗等古代明君寬厚愛人、尊賢重士的典型故事，也講述了魏徵、姚崇、王旦、張詠、范仲淹、鄭板橋等古代名臣的為官作為，褒揚了那些心底無私、舉賢不避親仇、勇于抗爭的鐵骨錚錚言行，對提升官德修養、加強官德建設具有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本書較之于作者前作，切入視角不同。雖然都是在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但是，《走出迷局──審視歷史中的人性與制度》強調的是“制度”的剛性約束，《黨政干部廉鑒》著力點在講述廉政故事，在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的同時，認可了人的德性在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作者在此書開篇即以《德潤人心　法安天下》作為“自序”，闡明了作者的指導思想：“在依法治國的當下，是否依然崇尚道德？答案是肯定的。自古以來，法律與道德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兩種重要手段。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和道德都是具有一定約束性的規范體系。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強制性、威懾性，可穩定人們的預期，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重在自律，具有調節性、勸導性，滋潤社會成員的心靈。法律是內心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的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踐行離不開法律約束?！?/p>

事實上，本書第一輯中所列舉到的漢文帝、唐太宗、鄒穆公、孟嘗君等實例，都不是立足于制度層面，這些君王的言行都是基于道德的自我約束。漢文帝的“簡樸”、唐太宗不屑于沽名釣譽、鄒穆公的善待他人、孟嘗君的尊重賓客等，都是他們基于現實、出自內心、服膺于道德的一種自覺選擇，所散發出來的不是法律的威嚴而是道德的光輝。

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及其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作用，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話題。第一，人們將法律與道德視作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相對的視域；第二，一些學者單向度地強調了法律的根本性，因而認為現代社會的治理邏輯應該是道德法律化。不過，令人尷尬的是，“以禮入刑”和“明刑弼教”在中國古代的實施，并沒有使中國古代成為法治社會，相反，仁義道德變成了殺人工具，道德法律化走向了二律背反。這其實是極具啟發意義的。鄧曉芒在《靈之舞》一書中明確指出：“以道德原則作為法律原則去強制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惡果，它將使人喪失自己作為道德選擇的資格，使道德本身變得虛偽，最重要的是：它徹底否定了人作為一個自由存在者的尊嚴，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闭驗槿绱?，我們不應該將道德與法律對立起來，更不能將道德簡單置于法律之下并以之為羈絆。在很大意義上說，道德有著法律不能覆蓋的地域，譬如激發人的內心的信仰和敬畏之情，從而遠離犯罪。正所謂法在外，德在內；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內外兼治，法德并重。由此看出，本書對德性的認可實有可取之處。

其次，《黨政干部德鑒》將觸角深入到中國歷史文化之中，以文化人，立意高遠。習近平總書記大力倡導“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其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又是從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中萃取出來的。這就需要我們了解中華傳統文化，還需要我們善于辨識中華傳統文化。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本書不就事論事，不獵奇炫物，而是探幽發微，抽絲剝繭，探尋中華傳統文化之謎，尋找中華傳統文化之道。譬如《穿越時空的中華人文之光》所梳理的就是“中華人文的精髓”（仁愛、民本、誠信、正義等），并從中發掘出“中華人文的力量”，然后順理成章涉及“中華人文的弘揚”問題。筆者同樣看重《滋生腐敗的負面文化因素》和《腐敗亞文化，毒害心靈和風氣》兩篇文章，作者陳良從“負面”“亞文化”角度展開論述，深入揭示其危害性，別出機杼。在陳良看來，這些習焉不察的“負面文化因素存在，致使腐敗現象在蔓延時，未能得到社會心理與文化自覺的抑制與反抗”，“因此，遏制腐敗需要軟硬兩手，一方面要嚴厲打擊，另一方面要建設并形成清廉文化，凈化社會土壤”。而后者，這些“腐敗亞文化”更不可輕視，因為其“雖然擺不上桌面，不能進入主流意識形態，卻能滲透到集體無意識，逐漸演化為風俗習慣或潛規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因此，必須根治“腐敗亞文化”，大力加強先進文化建設。論述切中肯綮，發人深省。

再次，《黨政干部德鑒》落腳于時代，談古論今，讓本書有著極強的現實價值。凌空蹈虛，述而不作，仍然是一些學人逃離現實的法寶。陳良不然，他一直是有著強烈的文化擔當。從早期的小說創作開始，陳良就有著較為明顯的理性色彩。其后，陳良專注于文論，辨析社會問題。在筆者看來，沒有改變的還是他一以貫之的社會憂患意識。檢索本書，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有意識地遴選中國歷史上的以德修身、以德治國、失德亡國、法德結合等事例，最終都落腳于現實，引之為參照。譬如在《岳飛的言行》中是“‘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搜匀琰S鐘大呂之聲，千年回響，警世難忘。”在《為官力求“三不欺”》中是“當今干群關系，類似于古代官民關系，如果我們干部能夠借鑒‘三不欺’的經驗，切實改進工作方法，必定能處理好干群關系，從而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比绱说鹊?，不一一贅述。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