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語言影響著個體的思維方式，方言維系了民族的歷史記憶，政治語言決定了國家的現實意識。然而，全球化浪潮下，今天語言消失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從個人到國家，乃至所有民族，都有無盡的記憶與傳統漸漸被我們忘卻。但語言就如生物基因一樣，儲存著豐富的歷史信息。

《東言西語:在語言中重新發現中國》(以下簡稱《東言西語》)可以說是一部打破個人思維模式，追尋民族失落歷史，探求家國意識邏輯，挑戰讀者智識邊界之書。鄭子寧以共時的現代漢語方言為經，橫觀漢語方言與民族文化傳承的現實全景，發散式闡明了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偏見;以歷時的古代漢語嬗變為緯，縱覽中國語言與傳統的歷史面貌，系統性揭示了遮蔽于其下的文化記憶。

語言不是來自實驗室

而是生猛的日常生活

《周易·系辭》中有兩句名言一直被征引:“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但人們用這兩句話時，落腳點往往在強調語言無法完整、準確、透徹地傳遞意義，于是揚意義而抑語言，而忘了前半句語言面對文字時，也同樣具備自己的“寸有所長”。然而語言面對不能盡言的文字，是否真有所謂的優越感呢?這在中國恰恰相反，自秦朝開始，中國實現了“書同文”，文化、政治的大一統由此奠定，古代人口的流動性不強，各地方言走出故鄉百里恐怕就難以交流，人與人的無礙溝通，靠的是統一的文字體系。讀音可以不同，文字還是一個，會各地方言，不妨礙是個文盲;學了文字，才稱得上知識分子。所以，哲學認證的意義至上和政治認證的文字至上，就這樣把語言貶低成了“齊東野人之語”，只在“禮失求諸野”的時候，才偶有一點“采風”的價值。

一些立足意義本位或文字本位的學者，將語言學這個領域經營得枯燥乏味，他們的辦法，仿佛把魚撈到案板上研究它怎樣游泳，而忘記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如趙元任、呂叔湘的學人傳統，都是擅長把學院式的知識和道理拉回到常人身邊，讓人感覺語言的道理，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

鄭子寧不是語言學科班出身，反倒是接續了這個傳統。全書分五章:《普通話與拼音》《方言與古漢語》《語言與文化》《姓名與稱謂》《異域與新知》。《普通話與拼音》一章，涉及標準語的流變、漢語拼音化、協和語與克里奧爾化、黑話等方面，比如《漢語拼音為什么不好用》《臺灣腔為什么這么“溫柔”》等。《方言與古漢語》解答了許多人的疑問，比如“粵語真的是古漢語的活化石嗎?”“北京話是滿人從東北帶過來的嗎?”等。《語言與文化》一章頗有考據趣味，看完這一章，才知道許多人愛吃的鹵煮最早是甜的。《姓名與稱謂》一章讀來甚有趣味，《如何避免起一個爛大街的名字》《如何起個與時俱進的英文名》更是令人捧腹。《異域與新知》則涉及口音、繼承法、元素命名等，也是從細部入手，一步一步將讀者帶入一個新的知識領域。

語言是載體，是我們交流的工具，然而現在大部分講語言的書，只見工具，人沒有了，生活沒有了。鄭子寧在分析語言現象時，涉及的民族文化、政治歷史、交際心理、社會風尚、宗教信仰等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拆字、隱語、雙關、歇后語，甚至扣錢的諧音梗，都是看似枯燥的語言學研究本自具足的游樂場。

“合理的闡釋”

往往是一種意外的巧合

語言的交流屬性，注定了它無法教條主義地從幾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推出一系列符合邏輯的結論，而是需要對現象進行經驗主義的歸納，以大致摸索出一些規律。

鄭子寧在文化現象中描摹出語言的許多出人意料的規律。例如語言的使用可能具有多者更多、少者更少的“馬太效應”。只要人們在公共場所和口頭書面交流中頻繁使用某語言的某種變體，該變體就能夠演變成為這種語言的標準語，然而一旦這種標準語被確定下來，使用久了，原地域使用它的人就會不可避免地說得越來越不標準，因此語言又仿佛符合二律背反或曰波粒二象性。這是因為，所有自然語言都始終處于變化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標準語發源地的方言也會產生新的變化。但標準語是人為規定的，其變化往往跟不上方言的腳步，結果標準語發源地的人說話就不再那么標準。懂得了這一點，相信除了要參加普通話考試的語文老師或播音員外，其他朋友再也不用為普通話說不標準而“難受，想哭”了。

如果人真的能穿越，語言會是問題嗎?穿越到清朝，勉強還能夠圓夢，穿越到元明，古人會覺得你口音怪異，而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較慘了，運氣好會被當作他國來客，運氣差點就會被當作外國奸細處理了。

唐朝時，廣東屬于中原人眼中的蠻荒之地，當時真正地位崇高的是中原讀書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陽一帶的口音。當然，粵語雖非唐朝官話，還是保留了不少中原舊音。在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長期戰亂，嶺南卻少受北方音變的影響。

作為發展一千多年的漢語分支，粵語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但遠遠說不上是古漢語活化石，千年演變之下也讓它在很多時候不能還原古詩的押韻。所以，想要穿越回唐朝，說一口粵語也是不太有用的。

鄭子寧的文章，都是在有趣的文化現象背后勾連出語言學的分析。他在分析這些語言現象時，立足于音和義的結合在先、文字的聯系在后這一現代語言學的基礎認識。中國人囿于漢字思維，往往習慣于專從會意的角度解字，雖然有趣，卻并不科學。詞的引申義是在詞的動態使用過程中產生的，約定俗成有了某一含義并在日常語言中普及傳承，需從客觀事實上予以承認，卻不一定非要在字源上找到依據。這種尋找依據的做法，即便偶爾得到“合理的闡釋”，也往往是一種意外的巧合。

有了文字

人類才邁進了文明時代

專業的語言學知識運用于漢語世界，最有趣的結果是對許多象征主義的玄想進行了祛魅。傳統文化里經常充斥著一些似是而非的偽古董。例如古詩詞吟誦，本是古人輔助記憶的手段，沒什么神秘可言，不是用來表演的藝術形式，更不是了不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鄭子寧甚至認為，吟誦的作用原理和以“嗶哩嗶哩”為代表的網絡流行的“鬼畜”視頻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通過不斷重復的語音和樂段配合，達到讓人印象深刻的目的。至于方言吟誦，更是清朝以來才形成的新“傳統”，因為根據明朝到中國的傳教士記載，明朝上流社會的讀書人說的都是官話，只有不識字的販夫走卒才說方言。但今天的吟誦卻普遍使用當地方言，對于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而言，這是假古董無疑了。

文字的產生，的確是文化的重大進步，因為有了文字，人類才邁進了文明時代，那些原來只能靠口耳相傳的歷史知識和生存技術，才能穿越時空，留存至今。

今天我們回憶傳統文化遺產，最為清晰的，肯定是甲骨卜辭之后的文獻。此前的歷史，如混沌未鑿，因為口語時代的那些口傳心授之法，早已灰飛煙滅。古人造字，初衷大概是為了更好地保存那些靠語言傳承的精神成果，但由于文字這一載體并不能真正還原口語的全部鮮活和當時的整體語境，所以對文字的依賴往往讓人忽視了語言和語境的變遷，使我們蒙受的文化損失也難以計算。如神話傳說、英雄史詩這些口傳心授時代的作品，在漢字崇拜的世界未得充分流傳。對比極其重視聲音而輕視文字的印度，這種文化差異尤其明顯:印度留下的大部頭史詩、上萬首“本頌詩”的思想文化著作，都是口誦傳承的產物。西方有關于變亂了人類語言的巴別塔隱喻，其實從語言學中我們便能得知，不需上帝顯靈，語言在交流的歷史中自己就能變亂了自己。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