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藍的地中海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

《驚奇之旅：30件展品中的地中海歷史》一書作者，為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時任館長保羅·朱里葉里尼。書中，他以這家博物館的30件珍貴文物為經(jīng)緯，編織了一幅跨越時空的地中海文明畫卷，揭示了文明互鑒的本質——“在差異中共生，在碰撞中調和”。而這與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yōu)越”的理念不謀而合。

地中海從來不是單一文明的屬地，而是“規(guī)律漲落的潮水”——埃及、腓尼基、希臘、羅馬、阿拉伯、土耳其等文明在此交替、碰撞、融合。中世紀時期，腓特烈二世的巴勒莫宮廷堪稱典范：調和了拜占庭、阿拉伯與北歐文化，讓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學者共聚一堂，他也因此被譽為“曠世奇才”，本書標題“驚奇之旅”正是受此啟發(fā)而來。這種包容性在巴格達的智慧宮中同樣得到體現(xiàn)：公元9世紀，這里匯集了希臘語、敘利亞語、梵文等50萬冊典籍，三大宗教的學者合作翻譯經(jīng)典，成為文明互鑒的一束光。正如書中強調的，“每種文化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地中海“文化熔爐”的特性，在本書精心選取的30件館藏珍品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從埃及的象形文字石碑，到希臘的亞歷山大馬賽克；從巴爾米拉女性浮雕，到印度象牙雕像；從撒馬爾罕的法爾內(nèi)塞杯，到身著絲綢的芙羅拉女神壁畫，每一件器物都承載著文明交融的印記。地中海從來不是孤立的文明場域，數(shù)千年前的中國古絲綢之路，早已連接起了歐亞大陸兩端的長安與羅馬，見證了東西方文明的交往。早在公元前2世紀，絲綢這一老普林尼（古羅馬著名學者）口中貴如黃金的“透明織物”，就已經(jīng)從中國到達古羅馬，成為當時貴族女性競相追捧的奢侈品。千年之后，馬可·波羅踏上絲綢之路，通過他的游記，歐洲得以重新認識元大都。造紙術、火藥等來自中國的偉大發(fā)明，正是通過這條通道向世界傳播，進而顛覆了西方出版史與征戰(zhàn)史。絲綢之路不僅是物質交換的渠道，更是思想交融的紐帶。正如本書所言，理解地中海必須具備“全球視野”，而朱里葉里尼館長將連接“鷹與龍”的絲綢之路放在全書第一篇，具有跨越文明時空的深意。

然而，朱里葉里尼館長不忘借摩洛哥作家塔哈爾·本·杰倫之口提醒讀者，地中海母親“苦澀的愛”既造就了輝煌的文明，也孕育了沖突的苦果。歷史上，地中海三大宗教對優(yōu)勢地位的爭奪，導致戰(zhàn)爭頻發(fā)，民不聊生。無論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成為國教后對異教展開的系統(tǒng)性壓制，還是中世紀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發(fā)動的戰(zhàn)爭，無不一再印證泰戈爾“宗教退化為暴政”的警示。2700年前的歐羅巴神話，揭示人口遷移和民族融合是地中海的永恒主題。然而，2500年前埃斯庫羅斯筆下的《乞援人》表明，難民問題同樣自古以來便是難題。如今，面對不斷從地中海登陸歐洲的難民，人們依舊在“客人”與“敵人”、接納與排斥之間搖擺不定。至于巴爾米拉古跡在戰(zhàn)火中毀滅與重建的故事，則是文化遺產(chǎn)脆弱性的又一例證。

盡管當前的地中海面臨宗教沖突、恐怖主義、民族主義與文化偏見等一系列挑戰(zhàn)，但本書最大的啟示卻在于：文明共生并非烏托邦，而是無數(shù)具體選擇累積而成的。該書呼吁以地中海“接納與重塑”的傳統(tǒng)為鑒，讓文化成為“治愈不信任病毒的解藥”。朱里葉里尼館長指出，博物館作為“古代世界最大的典當鋪”，不應僅作為“文物倉庫”，而是應當批判地傳播知識，讓文物成為理解他者的橋梁。

器物無言，卻以跨越千年的存在，訴說著最樸素的真理。翻開《驚奇之旅》，在凝視這30件展品時，何嘗不是對人性、文化與身份的叩問。這份來自絲綢之路另一端的“文明倡議”，同樣發(fā)出了對文明未來的深刻期許：“面對文化，如果我們?nèi)阅苌钍苷鸷常幻鎸V博未知的知識，如果我們依舊熱血沸騰；想到‘我們知道的一切均有先例’，如果我們能會心一笑，那我們將獲得前所未有的機遇，即不沿著錯誤的方向重蹈覆轍。”

于讀者而言，踏上旅程，或許是這場“驚奇之旅”的最大意義。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