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里的中國》,趙運濤 著 中華書局出版

人是“符號的動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

學者趙運濤的《符號里的中國》,是一部在古代文學的學科范疇中,運用“符號學”等文化研究范式寫成的新作。

該書選取傳世文獻、考古發(fā)掘和民間信仰中最能代表中國的100多個符號,如龍、鳳、鴻蒙、祝融、太極圖、八卦圖、河圖洛書、三星堆“太陽-神鳥-神人-神樹”等,分“祥瑞”“守護”“神圣”“人文”四輯,對每個符號的生成過程、發(fā)展流變、現(xiàn)今影響、寓意與應用做了細致的考辨。

在此書中,作者借助中、西不同的學術研究方法,以種類繁多的文獻典籍為考察對象,呈現(xiàn)出一個古代中國輝煌燦爛的藝術世界。

閱讀此書可發(fā)現(xiàn),趙運濤在著書的過程中,不僅沿用了文獻考據(jù)、文史互證、文本分析等傳統(tǒng)文學研究方法,而且借助了西方學界的理論資源,以“中西結合”的治學方式,重返中國的歷史文化現(xiàn)場。作者的研究對象雖然是本土的文學和文化,但是并不排斥西方的學術研究范式。在自序部分,作者引述了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的《人論》,表達了自己的學術觀念,即“日常生活與世俗風景都是符號,而符號被了解,才具有意義,才是文化”。在全書中,作者通過細致研讀中國本土的“符號”,再現(xiàn)了古代社會的生活場景。

除了卡西爾之外,趙運濤的學術方法還受到了羅蘭。巴特等人的影響。羅蘭·巴特所著的《神話修辭術》一書,通過考察西方社會的體育運動、生活用品、文化傳媒等“符號”,發(fā)現(xiàn)被人忽視的文化形態(tài)。

受到這一啟示,《符號里的中國》同樣以“符號”為理論視野,考察中國文化——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中,提取出一系列重要的符號,對它們進行細致研究,以便展現(xiàn)古代中國社會的民間信仰、日常生活、思維觀念、審美趣味。比如,“鳳凰”在不同層面的審美價值、“葫蘆”在民間信仰中承載的豐富寓意、“土地”和“城隍”在民間社會的真實形象、“門神”與古代社會的巫術思維、“魁星”和“文曲星”與科舉文化的關系,等等。通過文學與天文、地理、民俗、社會、語言等歷史資料的相互闡發(fā),趙運濤帶領我們重新進入古代中國的日常生活。

縱觀全書,作者把“文史互證”作為具體的研究方法。在學術史上,“文史互證”屬于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是歷史與文學的相互闡釋,在現(xiàn)代中國得到了傳承和發(fā)展。例如,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對白居易《長恨歌》的評價,體現(xiàn)了“文史互證”批評方法的價值立場和實踐過程。諸如:“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一句,陳寅恪根據(jù)已有的材料,發(fā)現(xiàn)其中有趣的歷史細節(jié),即:“溫泉之浴,其旨在治療治病,除寒祛風。非若今世習俗,以為消夏逭暑(避暑)之用者也。”在歷史的語境中,洗浴的日常生活功能已經(jīng)發(fā)生巨大轉變。由此,陳寅恪又追溯了古代洗浴文化的歷史源流,認為:“溫泉療疾之風氣,本盛行于北朝貴族間。唐世溫泉宮之建置,不過承襲北朝習俗之一而已。”正因為古人“泡溫泉”的目的在于“治療疾病,除寒祛濕”,唐玄宗恩賜楊貴妃洗浴的時間,必定在于冬季或者較為嚴寒的初春時節(jié)。因此,陳寅恪推斷,“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等詩句中,皇帝與貴妃的“七夕誓言”,當為詩人杜撰場景。

然而,作為一種文學的研究方法,“文史互證”有其局限性。具體而言,趨于客觀化的文學批評,很有可能消解作品的審美屬性。在《元白詩箋證稿》中,為了進一步證實《長恨歌》敘事的“虛構性”,陳寅恪又對“長生殿”的空間構成進行歷史考據(jù)。在空間上,陳寅恪最終發(fā)現(xiàn):“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樂天未入翰林,猶不諳國家典故,習于世俗,未及詳察,遂致失言。”詩人的藝術虛構,被其認為是作品的“敗筆”。

站在文學鑒賞的立場,這樣的分析,讀起來讓人略感“掃興”。在敘事的過程中,詩人對男女愛情主角在仙宮、夢境相會的美好場景進行想象,并不刻意追求歷史層面上的真實性。同時,這些虛構的部分增加了詩歌的情感力量和藝術韻味。文學文本與歷史材料的相互闡釋,對于審美層面的一些問題未必能夠予以有效論證,這種研究范式并不屬于萬能的法寶。

從學術史的眼光來看,《符號里的中國》在一定的程度上彌補了“文史互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此書以古代文學與文化為考察中心,建構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關系,兼顧了學術性和通俗性。例如書中對雷神的分析,頗為精妙。以考據(jù)的方式,展現(xiàn)雷神的藝術形象,并分析了雷神承載的文化功能,指出了傳統(tǒng)觀念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發(fā)展。按照作者所說:“除了懲惡揚善,雷神還有保護民眾、祛邪等職責。”因此,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武漢建立了火神山醫(yī)院和雷神山醫(yī)院,寄托著民眾對未來的美好祝愿。

又如作者對禪宗文化的介紹,能夠提高讀者對古典小說的鑒賞能力。《西游記》中唐僧取回的無字真經(jīng),以及阿儺(佛陀弟子阿難)向唐僧索取“財物”的故事,容易被人理解為原著作家對“請客送禮”之風的諷刺。對于這種“誤讀”,趙運濤闡釋了小說對禪宗故事的借用:唐僧把紫金缽還給阿儺,體現(xiàn)了禪宗“衣缽相傳”的宗旨。作者對歷史文獻的轉述,沒有降低小說的審美趣味,而是促進了普通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

通讀全書,不難發(fā)現(xiàn),趙運濤的寫作,并非為建立不同類型文本之間互相闡釋的知識譜系,而是更重于探尋文獻資源與現(xiàn)實生活的隱秘關系。

當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于每一個國人而言,仍是身上不可褫奪的精神本源。現(xiàn)代人的思維觀念和行為邏輯,難以真正擺脫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傳承和發(fā)展,對精神文明的建設,將會起到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趙運濤《符號里的中國》,是具備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的。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