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新平

《達荷美》劇照

4月18日至26日的第14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首映”單元匯聚了維姆·文德斯、濱口龍介、努里·比格·杰蘭等著名導演的新作，更有一部紀錄片備受矚目，那就是不久前榮獲第7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的《達荷美》（［法］瑪緹·迪歐普導演）。這部紀錄片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列強競相殖民非洲大陸，位于西非貝寧南部的沿海小國達荷美，成為法國的重點掠奪對象。1894年，法國僅用85名士兵就征服了達荷美，這個國家近三百年的文化和歷史就此消亡，而其數千件珍貴的寶物也隨即被運往巴黎。

《達荷美》以波光粼粼的月光映照在塞納河上的美景開場，但敘事很快偏離了巴黎的浮華與魅力，帶我們進入一個黑暗與沉默的世界。在那里，一個低沉的聲音為一位國王雕像所遭受的囚禁和忽視而喊冤叫屈。不僅如此，他對被貼上“26”的標簽表示困惑和憤慨，不明白為什么不能用名字來進行識別。影片讓文物“發聲”，使它們不再是靜止、沉默的展品，而是成為具有生命力和情感的存在，它們的回歸之旅也因此變得更為動人和深刻。昔日國王蓋佐的聲音經過處理，聽起來像是從一座跨越世紀的巨大墳墓中傳來。

《達荷美》的迷人之處在于其將事實與虛構融合，從而創造了一個夢幻般的世界。這座困惑的雕像，作為這場奇幻之旅的向導，體現了一個失落于歷史的靈魂對重歸昔日輝煌的渴望。導演還把注意力轉向協助和接收轉移的活生生的人。我們看到研究人員和工人是如何小心翼翼、毫無儀式感地處理這些古老的雕像。當裝載著藝術品的車隊抵達貝寧的阿波美時，迪歐普靈活地在第26號文物和貝寧人的各種反應之間切換：街道上不僅洋溢著歡樂的氣氛，而且充滿了崇敬之情，仿佛一位久違的英雄勝利歸來。然而，迪歐普挑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被簡單劃分為惡棍和英雄的傳統模式。電影的后半部分將焦點轉向由當地大學生主導的公開辯論，這一設計極具深意。辯論并非表面的學術討論，而是深入探討了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中的價值和地位，以及歸還藝術品這一行為背后所蘊含的復雜性和多重意義。

一方面，藝術品的回歸確實具有象征意義，它代表著對被殖民歷史的某種程度的糾正；另一方面，這些藝術品的回歸，并沒有自動賦予它們在當代貝寧社會中明確的地位。學生們的交流為這一棘手話題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辯證討論，從建議將重新獲取歷史文物的精力用于改善貧困貝寧人的生活上，到質疑此舉背后的政治動機，再到詢問為什么只歸還了約7000件文物中的26件，以及將這些物品視為藝術品是否違背了它們的原始意義，重新安置這些文物是否真的會增強國家認同感。有位學生要求知道，全國的兒童是否會有錢前往這神圣的大廳觀看這些文物。一位年輕女子甚至認為，這些雕像在世俗意義上是有價值的文化作品，但自己完全不相信它們真的具有神秘的力量。討論還揭示了除簡單盜竊之外更深層次的文化殖民問題。正如一位參與者所指出的，身為貝寧人卻只能用法語表達對法國掠奪其國家的看法，諷刺意味顯而易見。

關于雕像回歸的爭議，迪歐普在電影中并非旨在描繪一個混亂無序或社會功能失調的脆弱畫面。相反，她通過鏡頭捕捉到的能量和對每個觀點的慷慨關注，展現了一種深刻的民主精神與集體建構的過程。她邀請觀眾與電影中的角色一同思考、辯論和感受，共同探索被盜藝術品與當代貝寧社會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每個觀點都被尊重和呈現。通過這種方式，迪歐普成功地引發了對文化遺產、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等議題的深入討論，從而構建了一個多元而充滿活力的文化對話空間。

在展示文物的總統府熄燈后，迪歐普將激昂的結束語賦予了蓋佐。國王誓言將再次踏上大西洋“傷口的海岸”，他深沉地說道：“我是蛻變的象征，‘26’不復存在，在我心中回蕩著的是無窮無盡。”這表達了國王對歷史創傷的深刻認識，以及他對文化復興和身份重塑的堅定信念。他代表著一種從過去殖民歷史的陰影中走出來，向著更加光明的未來蛻變的決心和勇氣。

迪歐普巧妙地將殖民剝削、文化抹殺和歸還斗爭的線索交織在一起，使得影片不僅僅是一個關于被盜文物歸還的故事，更是一次對身份、記憶和殖民主義持久影響的深刻探索。盡管時長僅67分鐘，但這部電影卻給人留下了遠超其緊湊篇幅的深刻印象。迪歐普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讓文物本身也發出聲音。攝像機被放置在運輸它們的箱子內部，以便觀眾能夠聽到和感受到它們回家的旅程。而在一定的間隔中，我們會聽到第26號文物以深沉而古老的語調，回憶它所見證的幾個世紀的經歷。作曲家沃利·巴達魯和迪恩·布倫特創作的充滿情感的配樂，就像那座雕像的呼喚，讓這部電影的思想豐富程度堪比王國寶藏。《達荷美》是一部罕見的混合作品，既有知識上的樂趣，也有審美上的享受，在富有幻想色彩的時刻，它還頑皮、動人且迷人。（作者為文藝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