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琰

　　近日，備受矚目的“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亮相故宮博物院，再一次將蘇軾推到聚光燈下。

　　“我們為什么愛蘇軾”，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永恒命題，激發著千差萬別、綿延不絕的回答。筆者的回答，要從一件展品《獻蠔貼》說起。這件書法作品的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生蠔的兩種烹調法，即酒煮和火烤，至今仍是我們享用海鮮的常見方式；二是蘇軾的調侃與幽默。很多人愛蘇軾，可能出發點都是這兩個方面：新鮮的知識，活潑的樂趣。

　　這篇小文寫于海南。另一篇同樣作于海南的小文，展示了蘇軾另一個方面的魅力，即豁達的智慧。在《試筆自書》中，他從《莊子》的相對主義思維方式中汲取了靈感，將自己困守孤島的人生處境，與人類共有的處境相混淆、相等同，從而達到自我寬慰的效果。

　　很多人對蘇軾的感悟，可能就此止步。如果我們從蘇軾那里學來的，僅僅是零碎的知識、偶然的樂趣以及“精神勝利”的技法，那么蘇軾與魯迅筆下的阿Q，似乎就沒有了本質區別：阿Q懂得關于長凳、蔥葉、革命黨的知識，擁有讓人捧腹的性格與語言，并且是“精神勝利法”的大宗師。將蘇軾類比于阿Q，并非對蘇軾不敬，而是意在呈現諸多文化巨匠接受史上的普遍誤區，即碎片化、表象化、功利化的理解。我們只看到他們身上的若干毫無關聯的亮點，講述著半真半假的軼事，表達著真情實感的體驗、啟迪、刺激、收獲。事實上，只有體系性的認識，才有資格成為“真知”。

　　蘇軾過于全能，在詩、詞、文、學術、書法、繪畫、音樂、美食、養生、參禪等諸多領域，都有第一流的建樹。每個人都能從自己的愛好出發去認識、闡釋蘇軾。這種“愛”，很真誠又很局限，很熱烈又很膚淺。每一個曾經或正在用此種方式“愛”蘇軾的人，都應該繼續思索：為什么在宋代會出現如此全面的人物？蘇軾怎樣成長為如此全面的人物？換句話說，只有試圖深刻而全盤地理解宋代文化，努力還原蘇軾人生的種種細節，才有可能將對于蘇軾的“愛”轉化成理智的“欣賞”。“愛”很簡單，“欣賞”很難。

　　筆者對蘇軾的“愛”，同樣始于零碎與膚淺；對蘇軾的“欣賞”，至今仍然極不成熟。但蘇軾對于人生與文學的兩種徹悟，始終讓筆者記掛在心，縈繞不去。第一種徹悟是，他用“水”去理解世界與文學的本質。在《東坡易傳》中，他把“水”提升為重要哲學范疇。在《自評文》中，他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在官場上、在生活中、在藝術世界里，他總是表現得如水般變化多端。

　　過程哲學有一個基本理念：“成為現實的就是成為一個過程。任何不是一個過程的事物都是對過程的一種抽象，而不是一種正式的現實性。”蘇軾對“真相”或“真理”的理解，無妨作如是觀。比如《泗州僧伽塔》記載了一段心路歷程：“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旗腳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他從祈禱中獲利，但立刻反思了祈禱的荒謬性，進而否定了祈禱這個想法的必要性，于是享受了意志的絕對自由。蘇軾在層層反思中演練了智慧，也創新了藝術。

　　蘇軾的第二種徹悟是，他始終站在“人”的角度思考社會，尊重人性的弱點，順應人性的趨勢，倡導培養人性的善質。王安石認為，應該創造一套完美的制度，讓所有人都能選擇正確、行為妥當。而蘇軾認為，應該培養一批具有較高道德品質和知識修養的人，讓恰當的人去選擇恰當的制度；制度本身并無絕對的優劣好壞，關鍵看是什么樣的人在運用它。

　　正是因為蘇軾始終堅信“人”的因素比“法”的因素更重要，所以當新法推行的時候，他看到了新法的不妥；當舊法復辟的時候，他又看到舊法的不足；他始終站在“人”的立場上，對具體的法度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于是新黨、舊黨都反感他，遂使他后半輩子一直顛沛流離。從表面上看，他的變化多端害了他。但有趣的是，他不同于那些順風使舵的小人，而是始終逆風而動。他的變化多端，本質上是堅定不移；他的立場無常，本質上是初心不改。寫于貶謫黃州期間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便體現了蘇軾堅不可摧的意志。一個最擅長反思、變化、創新的人，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表現得如此固執、保守，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蘇軾讓這樣的奇跡不斷發生，于是他把人生過成了一段無與倫比的傳奇。

　　（作者謝琰 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