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基礎與核心，對于中國人文精神的考察，不僅包括對于歷史上由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的本質把握，還內在地蘊含對于中國文化精神“應當如何”的價值追尋和實踐規約。龐樸先生以“憂樂圓融”來概括中國的人文精神，是獨到而精當的。他認為憂患意識是對于人自身仁心與善性的自覺與持守，樂感文化則主要是深嵌于中國人心中的集體無意識，是基于憂患意識之上的道德信念，是中國人敬畏天地與道德所沉淀的達觀的精神純形式。憂樂的“圓融”為“一”，正是由作為真與美的“二”所凝結出的、有普遍和諧之美的“三”。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試圖尋找一個簡明的概念，來概括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曾有學者提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特質在于“憂患意識”；也有學者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 “憂樂圓融”一詞，是龐樸先生的創造，是他從哲學的意義上對中國人文精神的歸納總結。所謂“憂”，即憂患意識；所謂“樂”，龐樸先生指達觀的生命態度；所謂“圓”，指包容天下的智慧；所謂“融”，即融會貫通的認知。龐樸先生認為，憂樂這兩種精神，有時分別統領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文化風貌，如西漢的雄渾與魏晉的清遠；有時又分別代表著不同人士的神韻情采，如杜甫的沉郁與李白的飄逸。甚至同一個人如陶淵明，在一個時期里會意氣風發，受“憂”的精神鼓舞，“猛志固常在”；而到另一個時期里又超然物外，本“樂”的精神為懷，“悠然見南山”。以上種種憂樂雜陳的狀況，不能歸結為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具完整的性格，相反它們恰好表明了中國文化同時兼備這兩種精神。在這方面說得最為深入淺出的，首先要推孔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第一句“發憤忘食”是憂；第二句“樂以忘憂”是樂；第三句從忘食忘憂而到達忘我的程度，便又無憂無樂可言，世界同一而無特定情感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憂樂圓融”把道德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取向，常懷“天下之憂”而追求“天下之樂”，這兩種精神理想地結合，便構成了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個人文精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變異，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變化是不大的。時至今日，它正迎接著新的挑戰。這個人文精神作為文化傳統，鑄就了我們民族的基本性格；并終于匯成了源遠流長、雄峙東方的憂樂圓融的中國人文精神。

這本選集，選取了龐樸先生19篇論文，大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著。以內容約略分為三輯，第一輯為三生萬物：中國文化的密碼，這組文章從不同的方面闡述了龐樸先生一分為三的哲學觀點。 在一分為二、非此即彼哲學觀一統天下的時代，提出一分為三，表 出來的不僅僅是龐樸先生的哲學創見，更是過人的學術勇氣，做人的膽識和風骨。其中的《“中庸”平議》一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思想解放的開篇之作，對新時期思想文化春天的到來，起到了引領性的作用。

第二輯為天人合一：中國人的生命智慧。這組文章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隱藏著的一些奧秘，突出表現了龐樸先生學術研究的不同尋常。《火歷鉤沉──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歷之發現》是天文學與歷史學的交叉研究，龐樸先生將埋沒于歷史塵埃之中的上古火歷重新發掘出來，在學術界可謂石破天驚；《思孟五行考》利用出土文獻，證實了早已失傳的思孟五行為“仁義禮智圣”之說；《初讀郭店楚簡》極為有遠見地指出，出土文獻“不僅要改寫經學史和儒家學說史，而且要動搖中國學術思想的不少有關定論”。龐樸先生對“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出土文獻的研究有著重大的歷史貢獻，他對當今國內外都頗有影響的新學科簡帛學的開創，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

第三輯為繼往開來：中華文明的傳統。這組文章中的《傳統與現代化》《文化是什么》《繼承“五四”超越“五四”》等篇，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反思，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那是一個學術界激情燃燒的歲月，龐樸先生為了中華文化的復興，殫精竭慮，振臂吶喊。他的這些文章，大多是當時在全國各地大學里的講演，對歷經“文革”的那一代熱血青年和學子來說，龐樸先生的講演有著文化啟蒙的作用，激發了一代人振興中華的報國熱情。

2020年寒春，新冠疫情突襲神州大地，這是歷史對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又一次考驗。大災面前，中華民族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眾志成城，該沖鋒的沖鋒向前，該居家的居家守望，以最短的時間、最小的代價，成功地遏制住災魔。因為疫情，我經歷了一個難忘的且至今還在延續的超級大寒假。居家避疫，利用看校樣的機會，再次將《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認真拜讀，深切感受到龐樸先生用憂樂圓融來歸納中國的人文精神，真好，真是神來之筆。就我們國家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而言，中華民族在大難面前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克服困難的智慧，面對險情的擔當，處亂不驚的從容，從每個個體，到整個民族，又一次證明了憂樂圓融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魂， 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是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又引以為傲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