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流轉后的農田平整方正，適合專業化、標準化、品牌化耕種。　（通訊員　谷少海　攝）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胡漢昌　羅序文　王丙全　通訊員　夏峻　王文初

閱讀提要

我國現有耕地面積19.179億畝，全球占比不到10％，卻要養活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鄉村要發展，農民要致富，新時代的“三農”工作，突破口在哪里？

且看公安縣義星村土地經營改革出新意……

有道是農忙無閑人，眼下公安縣獅子口鎮義星村的田間地頭，卻難覓農民身影。

在十組路邊一塊5畝大小的水稻田里，57歲的彭德云穿著長筒膠鞋，跟在旋耕機后清理雜草。機器的轟鳴聲，打破了鄉村的寧靜。廣袤的田野里，彭德云形單影只。

“老彭是村里最年輕的莊稼漢之一了。”村支書肖文濤介紹，壯勞力紛紛進城務工，如今村里不滿60歲的勞動力僅剩10來個。

統計數據顯示，公安縣16個鄉鎮42萬勞動力，共有22.4萬人在外務工，義星村不過是一個縮影。

40多年前，小崗村18個莊稼漢冒死摁下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億萬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市場主體競相下鄉，雙向流動之中新的人地矛盾不斷凸顯：農村空心化、農民老齡化、土地碎片化、種田低效化……“誰來種田”“怎么種田”，土地經營陷入困局。

我國現有耕地面積19.179億畝，全球占比不到10％，卻要養活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鄉村要發展，農民要致富，新時代的“三農”工作，突破口在哪里？

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土地變成“燙手山芋”

——小農戶經營模式走到非改革不可的緊要關口

湖廣熟，天下足。公安縣地處兩湖平原，是全國重點糧棉油生產基地，境內平疇沃野。

義星村遠離公安縣城，在高速公路和省道暢通之前，交通十分不便。這里河湖縱橫，是有名的水窩子。在相對封閉的一方水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生產力，6400多畝耕地養活了500多戶2500多人，曾是雞犬相聞的熱鬧村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打工潮興起，年輕人快步離鄉進城。到2014年，全村只剩1300多名留守人口，絕大多數是中小學生和60歲以上老人，30至40歲之間的壯勞力僅有5人。

人走田荒，鄉村開始沒落。重病癥患者一度多達48人，貧困人口48戶156人。貧困發生率16.9％，比全縣高出近一倍。

“日子過得苦巴巴的，年輕人選擇到外面打工，但村民致富的意愿是非常強烈的。”時任村支書黃云才回憶，彼時村集體沒產業、沒收入，還欠下100多萬元債務。

拋荒地如同禿子頭上的虱子，扎眼，痛心，也領不了糧補。村干部為了少受批評少受氣，挨家挨戶勸村民種田。留守村民說：“自己的田都種不過來，還要田做什么？”在外務工的村民有的請人代種，有的由親戚朋友隨意種，有的寧肯荒著，“轉給別人，以后要不回來怎么辦？”

魚米之鄉不再魚歡稻香，田地竟然成了“燙手山芋”。

“問題是種田收益太低了。”黃云才說，一畝水稻毛收入約2000元，種子、化肥、農藥就得1000多元，刨去人工，落不下幾個錢，旱田收益就更低。遇到水旱災年，種田還要倒貼，“種一年田不如打一月工，這田誰還種呢？”

義星村有水田有旱田，依據水源、交通、土質等，分成三六九等，為公平起見，具體分到每家每戶的承包地，東一塊、西一塊，七零八落。

二組村民張家新說：“家里不到8畝田，被分在五六個地方，最小只有幾分田，耕、種、收都很麻煩，收割機動不動就過了界，鬧了不少矛盾。”

承包地碎片化，是家庭聯產承包的普遍性問題，與規模化、集約化的農業發展大趨勢相悖。溫飽問題解決后，各村紛紛進行改革探索。

公安縣麻豪口鎮沙場村從2014年底開始，用了近一年時間，按照“一戶一田”的原則，率先將全村七零八落的田塊集并起來，規模化發展蝦稻共作，畝均收益達到5000至10000元。

一些市場主體看到了商機。

大自然種養殖專業合作社負責人汪華，正是此時受黃云才之邀，前往義星村考察。他有意承包一兩千畝水稻田發展蝦稻共作，結果全村連一塊100畝的完整田塊都找不到。“土地太零碎了，不適合機械化耕作。農戶們意見也不一致，扯皮拉筋的事肯定多，這事沒法干。”汪華臨走對黃云才交了底。

一邊是農民有田不愿種，一邊是市場主體想種田卻沒有連片大塊土地。

以小農戶為主體的家庭經營模式，日漸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瓶頸和桎梏。

兼顧不同農民群體訴求，循序漸進推行“三塊田”

——基層農村干部和農民摸索著進行土地經營改革

黃云才是土生土長的義星村人。他在福建務工多年，腦勤手快，深得老板賞識。2006年返鄉結婚，2011年30歲時全面主持村里工作，任支書長達10年。

故土凋敝，黃云才看在眼里，痛在心頭，“小農戶種田模式不改不行，今后的農業一定是規模化、機械化、市場化。”2015年5月，黃云才和村里34戶村民達成協議，流轉了200多畝拋荒地，每年每畝向農戶支付500元租金，帶頭試水規模化種植。

因為人口增減、面積不準、登記簿不健全等因素，我省此時出臺政策完善二輪土地延包，要求尊重農民意愿，堅持大局穩定、適度調整。在地塊過于細碎的地方，鼓勵農戶之間互換并地。

這正是一個既落實政策，又適度調整土地的良機。黃云才和村“兩委”一班人反復討論，有了一個大致方案：在保證農戶確權面積不變的前提下，將“一戶多田”改成“一戶一田”，既方便農民耕種，也為土地成規模流轉做好準備。

2016年新春伊始，義星村50多位村民代表齊聚村部，召開一年一度的“開工會”。

黃云才試探性地拋出了調田的思路。會場一片沉寂。

十一組組長劉紹清心直口快：“調田？這是動農民的命根子，矛盾大得很，干嗎要去捅這個馬蜂窩？”

村民代表都是留守在家的莊稼漢，幾乎人人反對。

“剛剛確了權，怎么又去調整？”有村民拿出政策來理論。

“村里的田分三六九等，要是調到差田怎么辦？”村民吳克武顧慮重重，他的田挨著村泵站，水源好得很。

“誰愿意調誰調，反正我的田不能動！”村民馮長春撿了30多畝別人的拋荒田，心里打著小算盤。

這次，黃云才唱了獨角戲。

但他不甘心，一有空就到有威望的村民家里做工作，征詢意見。在不斷的交流中，調田的方案逐漸明晰。

轉眼到了秋收時節，冬播馬上開始，黃云才意識到，這是當年最后的機會。

9月，義星村又一次召開村民代表大會。黃云才現身說法，自己承包的200多畝田地，種子、化肥全是批發價，耕種、收割都是機械化，每畝成本少了將近400元。他告訴村民代表，土地集并再分配，充分尊重大家意愿，愿意種田的可以繼續種田，村里還會把這些農戶的田集中調到最好位置。

黃云才提議，為方便以后規模化流轉，全村以小組為單位，把耕地統一集并為三大塊，“第一塊田”為同意流轉的，“第二塊田”為邊種邊看的，“第三塊田”為農戶繼續耕種的。“三塊田”相對集中又相互連通，每一大塊里都是“一戶一田”，面積與此前確權的面積一致，只是改變了地理位置。農戶一旦改變主意，隨時可以調換田塊。

反對聲比春天時大為降低。爭論在各組繼續展開。9月28日，義星村三組50名戶主在一張稿紙上鄭重簽下了名字：李玉坤、蔡前圣、陳修林等36人同意田地轉出，李方明、鄒應風、秦明軍等12人要求“不動”，范為英、汪敏兩人棄權。

一個月下來，13個小組幾十場戶主會熱烈爭議，全村549戶有397戶簽字同意調田，占比72％。

10月底，義星村趁熱打鐵再次召開村民代表大會，正式啟動調田工作。然而，剩余“28％”才是難啃的“硬骨頭”。

田沒開始調，舉報信就到了鎮里。調查組弄清事情原委，核查了農戶簽字表，認定“三塊田”改革并不違反政策。

11月上旬，各小組按照“一戶一田”的原則，將耕地大致分塊、編號，采用抓鬮形式調田。戶主先“抓”順序，再“抓”田塊。

在十一組抓鬮現場，第二輪剛進行到一半，一名村民突然抓起一把鬮塞進嘴里。村干部趕緊制止，現場重新制鬮才把田分了下去。

開始打樁劃界后，一些農戶對“抓到”的田塊不滿意，和村干部唱起了對臺戲。頭天剛打好的樁，第二天就被拔得干干凈凈。其中有一塊田，一周內被拔了4次。

到12月，“第一塊田”集并了220多戶的1000多畝田地，義星村“三塊田”改革在爭論中推進。

市場主體開展規模化經營，“三塊田”漸成“一塊田”

——農村土地經營改革打開了突破口

5年來，“三塊田”改革的紅利，在義星村日益顯現。

碎片化土地變成了三大塊，規模化、機械化種植成為現實。

一批年老的留守村民，得以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曾經望田卻步的市場主體、種養大戶，紛紛流轉土地，有規模地開展農業生產。

2016年底，首批騰出的1037畝水稻田，被大自然種養殖專業合作社納入囊中，用來發展蝦稻共作。第二年，凌云家庭農場陸續從村里流轉了1001畝旱地，種植吊瓜、蔬菜和葡萄。

一批種養大戶行動起來，少則二三十畝，多則一兩百畝，和農戶達成流轉協議。當年反對調田的馮長春，從農戶手中流轉30多畝田地開展蝦稻共作，畝均收益3000多元。

根據流轉協議，農戶每畝每年可獲500多元的保底租金。

2017年，義星村順勢成立勞務合作社，將閑散的留守村民組織起來，統一為市場主體和種養大戶提供生產服務，每年勞務收入近百萬元。

“往年這個時候，我還在田里刨著呢！”曾經的貧困戶張家新每年在合作社打零工，一年增收3萬多元。

汪華介紹說，每年3至6月小龍蝦上市，都需要雇請村民幫忙捕撈，4個月時間人均可掙2萬多元。

看到流轉土地的村民兩頭賺，一些過去猶豫的農戶主動找到村委會，要求將耕地流轉出去。今年4月，81歲的村民田志榮，被兒子拽到村委會，“強行”將其14畝地流轉給了合作社。

據統計，2017年底，義星村共流轉土地2000多畝，2018年底增加到4000多畝，如今村民自種面積僅剩1000多畝。

過去僅靠水塘子收租的義星村村集體，也開始有了穩定收益。從2021年開始，義星村向兩家市場主體收取每平方米耕地每年0.05元的組織服務費用，僅此一項每年就有10多萬元。

肖文濤認為，隨著城鎮化推進和市場主體進駐，“三塊田”遲早要變成“一塊田”，小農戶種田比例會越來越低。

類似變化，也在公安縣其他鄉村發生。

章莊鋪鎮欣榮村曾是省級貧困村，2017年分兩批將全村10500畝耕地整體流轉給鑫盛農貿公司，其中4200畝納入全縣高標準農田改造項目，另外6300畝由鑫盛農貿公司自行投資改造。該公司每年種植優質水稻近9000畝，并配套大米加工產業，產值達2500多萬元。

近些年，公安縣因地制宜推廣土地規模流轉，新增農業新型主體1200余個，引進6個萬畝以上和28個千畝以上市場主體，發展蝦稻共作、葡萄等特色產業，有效解決了過去農村空心化、土地碎片化、種田效益低下等問題。公安縣被推介為“全國農村創業創新典型”。

種田的農民越來越少，糧食產量卻越來越多。2017年至2021年，公安縣糧食種植面積增加近58萬畝，總產量增長近22萬噸。公安縣連續多年獲評“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

公安縣鄉村振興辦主任羅金海說：“公安縣要實現從農業大縣到農業強縣的跨越，必須在土地適度規模經營上做文章。引進市場主體、引導種植大戶來種田，解決好了‘誰來種田’，‘怎么種田’就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開展專業化、標準化、品牌化種田。”

省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局長張清林稱，義星村的“三塊田”改革，是農民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完善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確保了糧食生產安全，實現了村民、村集體和市場主體的互利共贏，土地的文章越做越深，越做越新，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