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午后的陽光灑在團結村開闊的草地上，一塊紀念碑靜靜矗立，標記著80多年前紅二、六軍團長征進入藏區的第一站。在這里，紅軍播撒下民族團結的種子。

1936年4月25日，紅二、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等人率領下，渡過金沙江北上抗日，途經中甸縣（今香格里拉市）7個鄉鎮，在境內行程405公里，發生了兩次戰斗，翻越了3座雪山，先后停留休整了19天。

當時，噶丹·松贊林寺是迪慶地區的重要政治經濟中心，賀龍以紅二、六軍團總指揮的名義給寺院八大老僧寫了一封信，說明紅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對寺院和僧侶的生命財產絕不侵犯并負責保護，希望僧侶和民眾照常生產生活，不要輕信謠言，幫助紅軍籌集糧秣，紅軍照價支付錢款。

5月2日上午，賀龍應邀來到噶丹·松贊林寺，向松謀活佛及八大老僧說明了紅軍經過中甸北上的意義，闡釋了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噶丹·松贊林寺幫助紅軍，并向寺院贈送了“興盛番族”的錦幛，祝愿藏民族興旺發達。噶丹·松贊林寺的僧人們感受到賀龍和紅軍的熱忱，也看到紅軍紀律嚴明、尊重宗教事務、毫不擾民，表示愿為紅軍在當地的活動提供方便。

“當時不少群眾因害怕躲到山里，我爺爺夏那古瓦作為噶丹·松贊林寺的代表見了賀龍，回來后告訴大家紅軍是好人。”身著藏族服飾的72歲的青瑪述說她爺爺與紅軍的故事。“爺爺說紅軍從不殺群眾一只雞，也不欠群眾一粒米。”

趙阿印是賀龍接見的商界代表之一，在和紅軍接觸后，他發現這支軍隊官兵平等，對待藏族群眾很友好，與以往見過的軍隊完全不一樣。在了解紅軍的需求后，他積極為紅軍籌辦糧草、護理傷員。

據迪慶州委黨史研究室介紹，噶丹·松贊林寺打開糧倉賣給紅軍6萬余斤糧食，趙阿印幫助紅軍籌集到2萬余斤糧食，有力支持了紅軍北上。一位借住趙家的紅軍干部，為了表示感謝，離開時送給趙阿印一枚獎章。

“這就是當年的那枚獎章，還有換藥彎盤，給紅軍購買糧食用過的錢袋子和算盤等物品。”趙阿印的兒子趙嘉林今年79歲，他在2016年自掏腰包創辦了紅色民居文化陳列館，展示父親留下來的紅色文物。“這是父親的遺愿，我要把紅色基因一代一代傳下去。”

迪慶州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孫彬濤說，紅軍在中甸停留的日子里，積極向當地群眾宣傳自己是人民的軍隊，是勞苦大眾的“自己人”。針對當時中甸地區少數民族聚居、藏族群眾全民信教的客觀環境，紅軍還在中甸會議上明確了“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風俗習慣”等7項政治紀律。

中甸藏族群眾從最初的“怕紅軍”逐漸變為“信紅軍”“愛紅軍”。紅軍在中甸地區成功地探索了處理好民族關系的方法，為其繼續通過廣大藏區奠定了政策基礎，并在藏區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1950年5月，解放軍部隊進入中甸地區。面對百姓們的誤會和躲避，解放軍官兵坦誠地告訴群眾，我們就是當年的紅軍。百姓們見到解放軍確實像10多年前的紅軍一樣令行禁止，于是積極支持擁護解放軍。

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調研員陳祖英認為，紅軍的民族政策在實踐中逐漸走向成熟，為后來黨在民族地區開展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如今，居住著藏族、傈僳族、納西族等26個民族的迪慶州，繼承和發揚各民族和諧相處、團結共榮的傳統，保持著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宗教有序的良好態勢。

“可以說，迪慶的民族團結進步是紅色基因的傳承，民族團結是紅軍播下的種子。”孫彬濤說。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