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對很多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讀多了歷史，你就會發現，許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有，它們形成的時間其實都相當短暫。

歷史觀的進步蓋因有了全新視角

今天的瑞士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富庶、進步和“永久中立”，但在1848年以前，此地多屬農村，又在阿爾卑斯山間，窮鄉僻壤，是環境惡劣的“四戰之地”。今天富庶的瑞士，是工業化之后才誕生的。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法蘭西的軍隊軟弱，而德意志的軍隊強悍，然而在兩百年前，人們對這兩個民族的印象是相反的。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創作于1865年至1867年，那里面安德烈公爵的父親老博爾孔斯基對拿破侖的評價是：“波拿巴（即拿破侖）生來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銳，而且他先向德國人進攻，只有懶人才不打德國人。自從宇宙存在以來，大家都打德國人。”德國人扭轉這個印象，也不過是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

今天日本給人的印象是干凈、整潔、秩序井然，福利制度全面且貧富差距不大。然而在1910年日本作家長冢節的小說《土》中，盡管日本已經開始了成功的工業化，但農村婦女因為醫療條件差而死亡，兒童普遍常挨餓。即便在“二戰”前，日本的工業建設也不過就是那個樣子，而日本人扭轉這個印象，用了三十年的時間。

歷史學里有一個說法：我們的歷史觀取得進步，往往不是因為發現了新的史料，而是因為我們用全新的視角看待自己的過去。

定義“中國人是誰”不應受局限

一百年前，有不少絕頂聰明的才學之士討論過國民性問題，他們討論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外乎要重新樹立中國人的驕傲。然而張之洞寫《勸學篇》，以“教忠”“明綱”為先，似乎不感念大清之愛民，不以三綱五常為本，便不配做中國人。至于倭仁論“以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干櫓”，似乎連搞了洋務運動、學了洋槍洋炮的，都不配做中國人。

為什么定義“中國人是誰”要以限制某種可能性為前提呢？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欽佩的是梁啟超、何啟這樣的人。有人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中無武勇，梁啟超便挖掘中國歷史上的武士精神，說中國人也可以做武士；有人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中不開拓，梁啟超便挖掘中國歷史上的航海英雄，說中國人也可以大航海；有人說新學舊學勢同水火，何啟便寫文章說，孔孟之道與西人講自由、民權殊途同歸，中國人不必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這才叫知識分子里的真英雄。

亞里士多德有一種關于事物變化的學說，叫作“潛能與現實”理論。所謂“潛能”，就是事物可能呈現的樣子。譬如一塊木頭，它可以成為一只碗，也可以成為一張桌子，也可以成為一尊精美的神像。它成為什么，這要看在雕刻它的木匠眼中，它可以成為什么。而這個“現實”，在哲學界前輩的文獻中，有一個非常浪漫且優美的譯法，叫作“隱德來希”，即“隱在事物中之德如何能按我們的希望到來”。其實我倒以為，這個詞可以有一個更地道的中文翻譯：成全。在諸多可能性中，把最好的那個帶出來，便是成全。

被局限的成全不是成全，只有讓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意識到在自己體內本來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由此催生出那種積極昂揚感，才有可能鍛造真正的成全。

以不同視角重新篩選史料

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的故事，曾經被那么多人忽略，卻是關于我們這個文明的可能性。所有的歷史寫作，本質上都是篩選。同一個時代有億萬生靈、億萬個故事，其中因為個體本身的成就和故事本身的精彩而得以被記錄、保留，或者被口頭傳頌從而誕生的一手史料，本就篩選去了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百分之一。連續四個百分之一的篩選，就只剩億分之一。這就是真相：人類社會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閱讀到的歷史，可能只是原始歷史資料的億分之一。而這從億到一的篩選中，如果有任意兩到三步是被記錄者或者寫作者頭腦中的框架所束縛，那么你能獲得的，就只是世代積累的刻板印象的加總。

當然，沒有人能還原那“億分之億”的歷史真相，但是我們有另外一種辦法，那就是，以不同的標準進行篩選。譬如，如果過去我們以為中國人長于道德討論而弱于科技研發，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中國之所以名為“中國”，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是科技最先進的古文明。如果過去我們以為中國與世隔絕，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中國歷來不曾遠離世界，也不可能遠離世界。如果過去我們以為游牧與農耕勢不兩立，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也有從事游牧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歷史的塑造，或許比農耕者更深刻。如果過去我們以為中國人錯過了大航海時代，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也有在大航海時代雄霸一方的中國人，有共和立國的中國人，有身兼中西之長的中國人，有跟萊特兄弟同時造出飛機的中國人。

世界之中，也可以說是把世界還給中國，就是把這樣一些可能性還給我們自己。我們的先輩都能夠正視這個世界，正視我們自身不可或缺的世界性，今天的我們當然也可以。因為世間最大的遺憾，并不是我們“做不到”，而是我們“本可以”。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張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