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龍，既是我們的身份自信，也是我們的文化自信。將龍視作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在龍前冠以“中國”二字，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當中，才有可能被生產出來。

“中國龍”究竟是由何人、在何時、如何生產出來的？“龍”是如何從帝王專屬過渡到全民共享的？西方人是怎樣看待“中國龍”的？是不是只有五爪的才是“龍”？“龍”對應的英文翻譯“dragon”是怎么來的，這個譯名是否合適？……你都能在本書找到答案。

全書收入了200多幅歐、美、日等國古舊書刊的罕見圖片，由不同的文化符號析出中國形象在域外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樣面貌，揭示出龍形象背后含義的復雜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溫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舊話題，不僅給我們一個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深刻內涵的新視角，更能脫離時代局限審視域外文化的傳播和交流，以史為鑒，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尋求現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一　龍的階級屬性與國族屬性

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電視臺自有“春節聯歡晚會”以來，幾乎每一個龍年，主持人都會毫無懸念地說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這樣的閃光金句，巨龍也會毫無懸念地翻騰在晚會舞臺上，歌手也會毫無懸念地高歌《龍的傳人》：“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歲月輪回，我們迎來了又一個新的龍年。如今的中華民族，正意氣風發、昂首挺胸對著西方世界說“不”，各大媒體一定會反復演繹和宣傳“飛龍在天”的自豪感。龍，既是我們的身份自信，也是我們的文化自信。

可是我們要知道，龍雖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東方”這個概念恰恰是現代的，甚至“民族國家”“圖騰”之類，都不是源自中國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視角的文化概念。將龍視作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在龍前冠以“中國”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

龍，從來就不與普羅大眾一個階級。自有龍史以來，雖然龍觀念一直變動不居，但龍紋始終是廟堂身份的標志。皇帝稱真龍天子，帝王世家稱龍族，能使用龍紋是尊貴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從制度上確立了龍與帝王世系的排他關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議定，除了官辦緞匹外，民間不許織造有日、月、龍、鳳圖案的布匹，“如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國朝典章》）。明清兩代相沿成習，嚴厲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龍紋。17世紀的俄國使臣尼古拉（Nicolae　Spataru　Milescu，1636—1708年）也說：“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黃色和五爪飛龍，如發現有誰使用，即處以極刑。”（《中國漫記》）

中國龍——作為民族國家象征的龍，或者泛指所有中國人的龍，對于20世紀之前的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這種亂倫悖禮的僭越概念不可能從中國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長出來。用龍來作為整個國家的象征符號，只有在需要區分國別的語境當中，才能體現其實際功能，也就是說，中國龍這個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當中，才有可能被生產出來。

由帝王龍向中國龍的轉換，其實是龍的階級屬性向國族屬性的轉換。聞一多說：“數千年來我們自稱為‘華夏’，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直到民國成立，隨著帝制的消亡，這觀念才被放棄。然而說放棄，實地里并未放棄。正如政體是民主代替了君主，從前作為帝王象征的龍，現在變為每個中國人的象征了。”（《伏羲考》）這段話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龍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國家象征—每個中國人的象征”四者之間的角色轉換，令人不得不感嘆其詩性語言的巨大魅力。可是，聞一多并未闡述這些轉換的具體因由。現在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是，中國龍是在何時、由何人、如何生產出來的，龍又是如何從帝王專屬過渡到全民共享的。

二　知識分子的天下觀與國家觀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險家伯來拉（Galeote　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廈門附近一個深水港灣被中國官方查獲，伯來拉因此被投入中國監獄，直到1552年獲釋，其間他與中國囚犯有過密切的交流。伯來拉感到特別奇怪的是，中國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他說：我們習慣把這個國家叫做China，把百姓叫做Chins，可是，當問起中國人為什么叫這個名稱時，他們卻說，“沒有這個名字，從來都沒有過”。伯來拉非常好奇，接著又問：“你們整個國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別的民族問你們是哪國人，你們怎樣回答？”中國人認為這是個很奇怪的問題，他們給出的最終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國王，盡管現在都歸一個統治，每個國仍擁有它最初的名字，這些國就是……省。……國家現在叫做大明，居民叫做大明人。”（《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

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善惡價值的興衰問題，他的原句是：“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經過近現代知識分子改裝后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則轉換成了國家政權的存亡問題。政權存亡意味著什么？《日知錄》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國是一家一姓之國，不是全民之國。自古以來，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當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點出所謂的亡國之痛不過是“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

自有中國史以來，除了南北對峙的宋代曾有短暫的鄰國或敵國觀念，大多數太平時期，在普通中國人的觀念中，基本沒有空間維度上的國家觀，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觀，以及時間維度上的朝代觀。他們聲稱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為了區別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鄰國的日本人或朝鮮人。在他們看來，華夷關系只是中心與邊緣的從屬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并列關系，所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說：“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有學者專門對《籌辦夷務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獻進行統計，發現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獻中一般自稱“天朝”，極少稱“中國”。鴉片戰爭之后，“天朝”的使用頻率急劇衰減，“中國”的使用頻率迅速上升，同時，在對英國的照會中，開始以“大清國”自稱。至光緒年間，“大清國”和“中國”已經取代“天朝”成為正式外交詞匯（《清季近代國家觀念之構筑及其在邊疆地區的適用》）。由時間維度“朝”向空間維度“國”的轉換，是被迫無奈之舉。“天朝”被“夷人”從天射落，降成凡間的“大清國”（同期日本文獻只稱“清國”），雖然還扭捏著放不下一個“大”字，但畢竟是以國與國的姿態對待“西洋國”了。

那什么是中國呢？北宋石介說：“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中國論》）這是中國人自己的解釋，西方人當然不以為然。中國對應的英文是China，而不是Central　Kingdom，絲毫沒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譯名“支那”也沒這層意思。

民族國家的觀念，是在反復遭受外族凌辱，帝國沒落之后興起的新觀念。近代啟蒙知識分子如梁啟超，一直在試圖廓清“國家”的觀念：“而國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欲知憲政之為何物，必當先知國家之為何物。”（《憲政淺說》）康、梁之外，嚴復、陳獨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識分子，都曾著書立說，紛紛闡釋何為國家。

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也即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是由晚清知識分子重新發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個獨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體國民共同擁有的現代國家。“中國”是一個被近代知識分子重新包裝后的一體化新概念，“中”與“國”已經沒有分拆闡釋的價值，中字不再具有獨立于國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義。　（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