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有一位可愛的老頭兒。在他的筆下，小貓親人、楊柳春燕、稚子頑童……世間萬物，無不可愛。在成人的世界里，他始終保持著一顆童心。不管寫字還是畫畫，都出于隨性。“追趕不上的不追，不屬于自己的不要，挽留不住的不留，生活哪有那么復雜，簡單甚好。”這是豐子愷的人生哲學。

他的畫質樸又可愛，百種場景，皆逃不出一份天真的勃勃生機。他的文章也寫得清雅質樸，句句至理。他的心和他的畫一樣，善良、純真、溫潤、有趣。他53歲開始學俄語，55歲翻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65歲翻譯日本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他還給很多書做封面設計，閑暇時間寫音樂理論教材。

半個多世紀里，豐子愷的人生幾經沉浮、幾度滄桑，但始終保持著詩心、童心和仁心。讀懂他的天真，你就會豁然開朗。

詩心充滿對世間的深情

古典詩詞中的經典意象在豐子愷的散文中隨處可見，但他卻沒有舊時文人的陳舊腔調，而是以“回返”的方式抵達了現代。《故鄉》從古詩入手，寫盡了現代人鄉愁的失落；《看殘菊有感》有對殘秋殘菊的傷感，更有與古人一脈的憂思而引出的對于“人生短，藝術長”的感喟；《無常之慟》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這些慨嘆人生無常的詩句字字刺入心中，在惆悵與傷感之中更增添了對現世的關懷與期許……

“以詩為題”“以詩入畫”處處可見詩心。豐子愷1924年公開發表的第一幅作品《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便是對宋詞《千秋歲·詠夏景》的改寫。他單獨選取其中一句，使畫面的整體意境跳脫出幽靜與幽恨的氛圍，利用三杯兩盞的形象將人的活動痕跡凸顯出來，更具溫度與溫情。1940年創作的《燕歸人未歸》，描繪了炮火下殘破的家園，然而畫面中卻沒有表現苦難的寫實場景，只有一個人，在垂柳與雨燕的映照下蕭索的身影。寥寥數筆，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投注了最為深重、悠長的意蘊。《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畫中一現代少女掩面而泣，詩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樹木、茅屋、小土丘也因整體的意境而有了超越時代的情致。

童心憐世的人最惜春

在豐子愷看來，“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豐子愷從孩子們吃西瓜的情態中感受著活躍的生命和他們明慧的心眼，進而感嘆自己因世智塵勞而蒙蔽、斫喪的性靈。面對“逃難”，這一驚慌、緊張而憂患的經歷，四歲的華瞻只把它當作“爸爸、媽媽、寶姐姐、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最可歡喜的事。孩子的眼、孩子的心、孩子的童言無忌消解了苦難，投射出另一種真實。豐子愷不禁慨嘆：“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啟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系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豐子愷畫中的兒童，個個是俏皮、鮮活的生命。這些孩童，絕非縮小比例的成人，抑或成人眼中的“乖寶寶”，而是展現著獨立的思想與意識，是人性中最健康、天真的一面。“我以為世間人與人的關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世間的人，忘卻了他們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為父母能生兒女，兒女為父母所生，故兒女所以永續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我真不解他們的心理。”在這樣的視角下，小孩子的“昏蒙”實則蘊含著大智慧。孩子拿著兩個蒲扇，一前一后作騎馬狀，畫上題名為“瞻瞻的腳踏車”；小孩扮過家家，題為：“軟軟新娘子，瞻瞻新官人，寶姊姊做媒人”，畫中新娘子、新郎官還有媒人樣樣俱全，這在大人看來透著滑稽，但在孩子卻是極為認真和鄭重的。

仁心春天其實是種向往

在豐子愷的畫里，日子過的是一種充滿世間安樂情趣的“樂道生活”。正所謂“平凡中寓有至理”，他從蜜蜂嗡嗡嗡地尋找出路中，看到弱小生命求生活的艱辛與不易，為它擔憂；看到桌子邊上受傷的螞蟻，他驚訝于螞蟻之間的互助，更為這樣渺小的動物能夠有這樣深摯的友愛之情與慷慨的犧牲精神而動容，不禁要向其敬禮；面對“白象”的兩次失蹤，他寫盡了生的喜與逝的悲，后因“白象”的遺孤在腳邊承歡而感受生命得以延續的平凡的快樂。這些散文暗含著社會的苦難、悲慘與殘酷，卻以冷眼熱心道出了悲憫而樸素的脈脈溫情。

豐子愷曾作《護生畫集》勸人戒殺，其護生之旨意在護心，“不殺螞蟻非為愛惜螞蟻之命，乃為愛護自己的心，使勿養成殘忍”。豐子愷的文字與圖畫，處處體現著他的溫柔與慈悲，率性與自然，在人世間奔波忙碌的人們，都能從他的作品中獲得一份溫潤的安撫，一種不憂不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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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與“童昏”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軟軟，把圓凳子翻轉，叫兩歲的阿韋坐在里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哪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韋在地板上撞了一個大響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軟軟不好。”

軟軟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軟軟不好，我好！”

軟軟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軟軟也哭了，說：“我好！”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喂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軟軟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

孩子真是愚蒙。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為“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為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眾人看，讓別人自悟。于是謙虛、聰明、賢惠等美名皆在我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直說出來罷了。

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明明在諄諄地陳理說義，勸諫君王，必稱“臣雖下愚”。明明在自陳心得、辯論正義，或懲斥不良、訓誡愚頑，表面上總自稱“不佞”“不慧”，或“愚”。習慣之后，“愚”之一字竟通用作第一人稱的代名詞，凡稱“我”處，皆用“愚”。常見自持正義而赤裸裸地罵人的文字函牘中，也稱正義的自己為“愚”，而稱所罵的人為“仁兄”。這種矛盾，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陰險的。“滑稽”“虛偽”“陰險”，比較大人評孩子的所謂“蒙”“昏”，丑劣得多了。

對于“自己”，原是誰都重視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共通的大欲。今阿寶與軟軟為阿韋抬轎子，翻倒了轎子，跌痛了阿韋，是誰好誰不好，姑且不論，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徹底地誠實、純潔而不虛飾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為“昏蒙”。今天看了這件事，恍然悟到我們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來，他們常是誠實的，“稱心而言”的，而我們呢，難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惡德！

唉！我們本來也是同他們那樣的，誰造成我們這樣呢？

摘自本書第二部分“童心”

（原載《天津日報》，作者為王小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