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途中，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長期以來，圍繞這一主題，文學藝術界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作品。長征就如同文藝創(chuàng)作的巨大“礦藏”，可以用不同方式、不同角度，進行深入“開掘”。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烏江引》，豐富了紅軍長征主題的文學書寫，拓展了軍事文藝創(chuàng)作的空間。

這部長篇小說的作者龐貝，現為廣州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研究院專業(yè)作家。在出版這部小說之前，他還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無盡藏》《獨角獸》，以及多部戲劇和電影劇本。龐貝早年畢業(yè)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參謀。基于這樣的職業(yè)背景，在歷史題材的《無盡藏》和科幻題材的《獨角獸》之后，創(chuàng)作這部軍事題材的長篇小說，對于龐貝而言，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烏江引》這部文學分量十足的軍事題材作品，意味著龐貝在文學之旅的初心與回歸，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次長途遠征和翻山越嶺。

眾所周知，在軍事斗爭中，情報系統(tǒng)是非常重要的組成，假如無法準確掌握并破解敵軍的真實情報，紅軍長征就會非常被動。如毛澤東同志指揮的四渡赤水，之所以能一次次成功避開敵軍的圍追堵截，和紅軍破譯敵軍密電有直接關系。紅軍長征中的“信息戰(zhàn)”“情報戰(zhàn)”，和正面戰(zhàn)場一樣，同樣驚心動魄，極為考驗紅軍隊伍的智慧。長篇小說《烏江引》的重點筆墨，直指無形之中的“秘密戰(zhàn)”。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開始舉世聞名的長征，經過兩年、八省、兩萬五千里行程的戰(zhàn)略大轉移，紅軍三大主力粉碎了國民黨上百萬軍隊的圍追堵截。而在長征史詩廣為人知的史實之外，還存在著鮮為人知的傳奇：以“破譯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為破譯主力的中革軍委二局，是“一支鮮為人知的秘密力量”。他們利用早期無線通訊技術偵收的敵臺信號，成功破譯了國民黨軍的密碼情報，為紅軍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圍、絕處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國民黨軍對紅軍的情報卻一無所獲，這是人類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情報戰(zhàn)例。

長篇小說《烏江引》以這段真實的歷史為創(chuàng)作背景，以大量解密檔案及“破譯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在客觀史實基礎上，輔以文學的想象。小說的主體故事發(fā)生在紅軍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烏江、3月底南渡烏江之間，其間有遵義會議、婁山關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這也是長征途中最為關鍵、最富戲劇性的輝煌篇章。

《烏江引》既有歷史的現場感、縱深感，又有文學的審美感和語言藝術的獨特魅力。小說在謀篇布局上，沒有按照“起承轉合”這種傳統(tǒng)的敘事模式展開，而是另辟蹊徑，小說分為“速寫”和“側影”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軍委二局匿名者的戰(zhàn)地筆記，第二部分是今人對這段秘史的艱難尋訪。小說用虛實相伴的復調筆法觸摸歷史、還原歷史、書寫歷史，還巧妙地將紅軍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等整個二十世紀革命戰(zhàn)爭串聯(lián)起來。這無疑考驗一個小說家的敘事功力。小說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在兩萬五千里情報戰(zhàn)的“速寫”式敘事中，在后人對記憶碎片的尋覓和回憶之中，逐漸顯現出一個無名者的“側影”。“只要有人記得，他們就還活著。”

由此，《烏江引》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思想意蘊：一個有關記憶與身份的現代主題。基于匠心獨運的結構形式和故事、語言、節(jié)奏諸方面所呈現的質感，小說實現了非虛構史實和虛構性描寫的完美融合，史學與文學交會，虛實相生，呈現的是一個具有高度原創(chuàng)性的敘事文本。全書既有“秘密戰(zhàn)”的驚心動魄，也有正面戰(zhàn)場的恢弘壯闊。這是熱血和勇氣的展現，也是青春和生命的祭奠。在時間深處，在記憶深處，依然有這一代人不滅的身影，那是他們的信念、堅卓和智慧。

鮮為人知的是，紅軍對敵軍的密碼破譯工作，并非始于長征，而是始于二次反圍剿，“密碼之父”曾希圣短時間內組建了一支精明強干的密電隊伍，且很快在技術上達到當時中國軍事密碼破譯的巔峰。可以這么講，如果說紅軍長征是夜中向前跋涉，那么中革軍委二局是“燈籠”，是紅軍走向勝利的有力撒手锏。一般來講，對于情報戰(zhàn)題材的小說創(chuàng)作，很容易陷入各種技術的繁復表述，從而讓作品顯得頭緒不清，主題弱化。但《烏江引》則沒有出現類似的問題，沒有因為講述的是密碼破譯的技術工作，就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智慧和戰(zhàn)略決策還原成純技術，而是巧妙地處理了密電破譯和戰(zhàn)略決策的關系，在不可辯駁的歷史真實中展現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智慧和膽略。

有關紅軍長征情報戰(zhàn)的長篇小說作品，在《烏江引》出版之前，文壇是一片空白。而這部小說的問世，填補了這一題材的真空。作為第一部以中革軍委二局為書寫對象的長篇小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小說具備揭秘歷史、發(fā)掘以“破譯三杰”為代表的無名英雄功業(yè)的價值。正是小說基于真實史料為底色、用文學的方式進行表述，使得這部小說不僅新意不斷、意蘊豐滿，也是對偉大長征精神的深情禮贊。

一部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其小說之名是頗為講究的，《烏江引》就是如此。這部小說的“引”，本身就有“弓”字的象形，弓有弓背和弓弦。紅軍主力南渡烏江之后又折道云南，北渡金沙江，走的是“弓背路”（曲線）。當時，紅軍中某些高級指揮員，不知毛澤東和軍委領導們如此決策的依據，就是由于軍委二局破譯的敵軍情報，他們主張走“弓弦路”（直線）。因此，“引”字是長征路線圖的形象呈現。

以往書寫情報、破譯題材的長篇小說作品，往往強調“隱”和“密”，使得小說氛圍撲朔迷離，有時讓讀者不知所云。但《烏江引》站在正史的正面，展現的是紅軍隊伍的智慧與力量。難能可貴的是，這部小說還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無形地呈現在字里行間，妥善處理好了虛構和非虛構的關系。正因為如此，這部小說既有一瀉千里的氣勢，又有千回百轉的情節(ji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烏江引》是當前長征主題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收獲。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