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機場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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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上，“延安窯洞對”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論述，毛澤東通過與黃炎培的對話，闡發了關于如何通過民主來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周期率的思想。而“延安窯洞對”的最早出處，就是黃炎培先生的《延安歸來》一書。

如今，市面上仍能尋見的單行本《延安歸來》，只有1945年在重慶國訊書店出版發行的繁體中文豎排版。在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央黨校出版集團特別推出《延安歸來》簡體中文版，幫助廣大黨員回顧歷史，回望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作風，更加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黃炎培其人與《延安歸來》

首先要介紹一下黃炎培先生其人和《延安歸來》這本書。

黃炎培，中國杰出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878年出生于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市)，1901年入南洋公學，1904年在鄉辦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在江蘇巡撫“就地正法”批文到達一小時，由牧師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歸國，繼續興辦學校。1905年參加同盟會。

辛亥革命后，任江蘇省教育司長，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規劃建設了省立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1917年5月6日，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

他兩次被委任為教育總長而不肯就職。曾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籌辦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現河海大學)、國立東南大學(現南京大學)、上海商科大學(現上海財經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黃炎培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41年，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治同盟，曾任主席。1945年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

這里有必要補充一個黃炎培沒有寫在《延安歸來》中的細節。1945年在延安，毛澤東見到黃炎培時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一臉愕然，不知道初次相會的毛澤東何出此言。毛澤東笑著說:“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主持會議，在講話中說中國一百個中學畢業生，升學的只有多少多少，失業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聽眾之中就有一個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后，他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等職。1954年9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2月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65年病逝。

黃炎培著述有好幾種，其中《延安歸來》一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了10個重要問題，即延安之行的動機、去延安的名義、對大局的看法、對延安的觀感、延安的政治作風、與中共領導人談話的經過、國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延安5日所寫的日記，其中詳細記錄了作者與毛澤東的“窯洞對”。第三部分是作者訪問延安有感而作的兩首詩。

“延安95小時”前因后果

1945年7月1日，時年67歲的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員來到延安，7月5日離開延安回重慶，在延安他們一共停留95小時。

當時，納粹德國已經投降，日本大勢已去，中國人民即將迎來勝利與和平。與此同時，國統區發生了嚴重的政治、軍事、經濟危機;中國共產黨的“七大”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得到各界擁護。但這一要求又被國民黨拒絕。國民黨決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中共中央認為，國民黨一意孤行地要召開由它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制定假民主的“憲法”，因此決定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定于1945年7月在重慶召開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以示抗議。

此時國共兩黨的談判已完全停止。黃炎培等愛國民主人士感到非常擔心。他們主張，憲法“必須在全國和諧一致的空氣中產生”，他們又聯名致電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希望促成團結。毛澤東、周恩來復電，表示熱忱歡迎黃等人赴延安。

7月1日，黃炎培等6人乘飛機從重慶抵達延安，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到機場迎接。這就是延安之行的由來。

在延安期間，6位參政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3次正式商談，達成了共識。雙方以《會議紀要》形式達成了停止國民大會進行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的兩點協議。這個協議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達成的第一個正式協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合作進入到新的歷史時期。

黃炎培回到重慶后寫出《延安歸來》一書，翔實記載了中共各項政策的實施情況和解放區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成就，揭露了國民黨對中共領導下解放區的造謠，為避免遭國民黨書刊檢查機構的無理刪節，決定不送檢查，自行出版。

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

在95小時的行程中，黃炎培走訪了延安新市場、光華農場、日本工農學校等地方。他仔細詢問商品價格、商業運營模式，留心觀察街市人情。“走了好多時候，街道是整潔的，階下有水道。卻沒有看到茶館，沒有看到一個游手閑蕩的人，他們叫作二流子。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特別秀碩。據說，當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內分泌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帶煙容而頹唐的人。”

黃炎培陸續接待了在延安的新朋舊友，丁玲、陳學昭、陳毅、張仲實、張曙光、范文瀾等。他們不全是中共黨員，交談中黃炎培獲悉了更多關于延安社會的深層信息。

“這里公務員的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給的，每一公務員每人每年有棉衣一套，單衣一套，襯衣一套，棉鞋單鞋各幾雙。每日米二十兩(今年為了備荒，改為十六兩，有的人特別報效，自動改為十五兩)，蔬菜一斤。每月豬肉二斤(去年三斤，為了備荒故減)，油一斤半。生育一切公費，連紙都由公家供給。孕婦產前公家車送醫院檢查。嬰兒六個月以下，公家給錢。以上到一歲半，每月給面二十斤。母親如乏乳，則供給牛乳。”

“作家領取紙筆，不加限制。因為膳食是公給的，所以延安大學假如有位教授，今天要到這里招待所午餐，必先向延安大學方面領一證明紙，交給招待所，使延安大學減一客飯，招待所添一客飯，才不致浪費，也不致倉促難辦。他們立法是精細的。”

“農場現有三千一百多頭牛，都已注射防疫血清。小米特產是狼尾谷，改進后產量增加百分之十。玉米特產是金皇后，這是劉少奇從魯豫前敵間采集來的種子，經改進后生產增加百分之五十。洋芋美國種，增產百分之二十五。蜂一箱可收蜜五十磅，普通只收三十多磅。”

軍民關系處理得很好。“中共軍隊每到一地方，必首先爭取民眾。現時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使民眾站起來，聚攏來，讓他們自由投票選出他們所認為滿意的人，做這一地方的鄉長或其他公職，軍隊絕對不參加意見。如果遇到士兵與地方老百姓發生糾紛，必須責備士兵，因為老百姓沒有槍，決不敢也決不能欺侮有槍的兵士。”

他還見到了彭德懷、賀龍、陳毅等一批赫赫有名的軍事將領，一個個都是樸實穩重，“和我平時的想象完全兩樣。并非如此前某種單方面宣傳所說的如洪水猛獸，相反都很儒雅有禮，見面談笑，如坐春風。”

在民主政治方面，政府在街頭都設置有意見箱，“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

“延安窯洞對”寫入歷史

在延安，毛澤東與黃炎培進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談話，談得很好，那么“延安窯洞對”是如何發生的呢?有必要完完整整地摘抄書中這段敘述——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黃炎培在興奮之中帶著冷靜，他在書中總結說:“延安5天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我認為中共有這些表現，并沒有奇異。集中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來整理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當然會有良好的貢獻。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至于方針定后，他們執行得比較切實有效，就為組織力強，人人受過訓練的緣故。”?? (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