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對話》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該書由美國亞洲問題研究專家奔赴延安采訪紅軍領袖的珍貴文字記錄及大量照片組成，這些筆記為首次在國內出版中文單行本。

奔赴延安見證烽火歲月

托馬斯·亞瑟·畢森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亞洲問題研究專家，擔任過美國政府的東亞政治經濟顧問。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間來到中國，先后在安徽省懷遠縣一所中學以及燕京大學執教。1937年6月盧溝橋事變前夕，在斯諾的幫助下，畢森與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以及其他幾位美國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一路艱辛中，畢森親眼見證了當年中國社會的動蕩現實與革命圣地的烽火歲月，并在歷經坎坷抵達延安后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

他將這些見聞與采訪用鉛筆寫在兩個筆記本上，在真實記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理想和奮斗實踐的同時，也為中國乃至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以及了解中國共產黨為民族復興所作的艱苦努力，開啟了視野，解開了謎團。因為這些特殊的經歷，同時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畢森從一名篤信上帝的傳教士，轉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除了文字記錄之外，畢森一行人還拍攝了大量珍貴的照片，有從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難得的是捕捉到許多正值盛年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風采。

書中這些珍貴的筆記和照片，不僅呈現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容貌風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從一位西方學者客觀和切實的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初心、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必然性。畢森在筆記上寫道:“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

同往延安、并曾擔任過國民黨高級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所以毫無顧忌地透露出這些訊息，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折點的緊要關頭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

塵封80年后再度引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作者畢森到訪延安80多年以來，這些筆記和照片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過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

畢森一行從延安返回之后僅五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之后不久，畢森回到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國內實行麥卡錫主義，對左派知識分子進行打壓和排擠，許多知識分子紛紛離開美國。畢森在美國國內受到各種懷疑和排擠，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任教，并成為這所學校中國和文化課程的奠基人。雖然命運多舛，但是畢森嚴密而謹慎地保護了這些珍貴的筆記，只是沒有機緣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面世。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勢推動之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出版了這本珍貴的筆記，書名為“Yenan in June1937: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譯為《1937年6月，與共產黨領袖們的對話》，是為畢森訪問延安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

英文版在美國出版之后，并未引起關注，一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本書譯者李彥，寫了一篇講述畢森生平的散文《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當代》雜志。文中提到畢森到訪延安的《延安筆記》一事，引起編輯注意，開始按圖索驥尋找在國內出版這本書的渠道和方式，并最終尋找到這本從未在國內出版的珍貴史料。

像一本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從2019年起，中國出版集團和人民文學出版社，都將這本最初譯名為《延安筆記》的圖書，作為每年出版選題的重中之重。在各方協助和推動下，從動意引進《延安筆記》中文版至今，用了將近三年時間，最終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方研究中心取得聯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通過郵件往來，購買到該書中國大陸出版權。

人民文學出版社完成了這本珍貴史料的所有出版流程，將80多年前那兩本鉛筆記錄的《延安筆記》，最后定名為《1937，延安對話》推出。

為了確保《1937，延安對話》一書的嚴謹性，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僅多次對稿件進行校對、加注，聯系譯者對細節進行修改，還將書稿送給有關專家審定黨史事實。黨史專家陳晉在序言中寫道:“它真實地記錄下美方時勢研究人員在中國人民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關頭，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在全面抗戰到來前的那一刻，所實施的各項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李巖說，“這是一本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好書，是我黨在延安時期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的重要見證，是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當代》雜志主編，本書責任編輯孔令燕直言，該書是她從事編輯工作二十多年以來用時最長、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書。用時長，是因為客觀原因。投入情感多，是因為在編輯該書的過程中真正被中國革命者的忘我和奮斗精神所感動，被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精神信念、理想光芒所震撼。(本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