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峰(市直)

世上有兩種人。一種人，生來對一切都淡然，他們活著就是為了過日子，至于為什么要過日子，他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探究過;另一種人，帶著熱情上路，在國家民族危難之時，希望在有限的生命時光里做一些讓后來者懷想的事情來。

大凡帶著熱情上路，有家國情懷的人，都有足夠的底氣、才華、抱負。只是，其中有一部分能夠自我燃起火焰，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而另一部分人具備了發光發熱的可能，卻缺少一分勇氣，他們自己不是火種，只是木柴或煤塊，需要有火種將他們引燃，方能達成燎原之勢。

所以，我們所處的世界，火種，顯得尤其重要珍貴。對于木柴或煤塊而言，有了火種，才可以燒出熱度。生命中的火種，可能就是一則文字，一折故事，一次際遇……它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激發一個人的信仰，引發一個人對人間正道的追尋，賦予一個人勇往直前的動力。這樣的火種，需要有心人不遺余力、竭盡心力地去尋找、去探求。

100年前，“中國該向何處去”的疑問縈繞在每一位愛國志士的心頭。彼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云涌，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光榮誕生，并在頑強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劉統筆下的《火種》，溯源黨史、新中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下求索，以宏大史觀配以全景式敘述，書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背景下的中國，闡述中國共產黨在生死關頭作出的關鍵抉擇，以及紅色火種如何在沉沉黑夜中成功燎原。

《火種》再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熱氣騰騰、震撼心靈的大革命場面。在書寫清末革命黨人崇尚暗殺之風時，引出了陳獨秀經過深刻反思對暗殺行為的否定;在著筆民初共和夢碎時，引出了知識分子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背景中，《火種》以抽絲剝繭的方式，真實反映了共產黨人如何應對國際與國內、外部與內部的矛盾，得以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發展的道路。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之初，戴季陶起了重要作用，他把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給了陳望道，委托他進行翻譯。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才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中文全譯本正式出版。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肆意屠殺共產黨，使共產黨遭遇重大挫折。一代偉人毛澤東，在武裝起義失敗的經歷之后，為了保留革命火種，北上井岡山，開始尋找一條獨立的革命道路，建立革命軍隊，建立革命根據地，走農村革命的道路。直至古田會議，毛澤東思想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火種》將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史有機結合，無疑是對共產黨的建立、革命高潮的到來頗有說服力的一種鋪墊。中國革命，只有把工農群眾發動起來，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才有光明的前途。也讓中國人民看清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人民軍隊就沒有一切;中國的革命一定要由無產階級革命家來領導。

怎樣才算無產階級革命家?擁有革命理論，善于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在不同時期提出相應的政策策略，善于組織，有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懂戰略戰術，善于打仗，才可謂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堅持正確的革命方向，以堅忍不拔的毅力，經歷了生死存亡的革命考驗，才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得已把革命火種接續下來。

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浪潮中，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的鮮血化為信仰成長的土壤，孕育出將舊世界燃燒殆盡的火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偉人毛澤東揮筆寫下的這句話，得到強有力的印證。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由最初的50多名黨員發展成為擁有91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

火種，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契機，是成功的必需條件。劉統的《火種》，用有溫度、沾泥土、帶露珠的故事，見證了中國共產黨怎樣在眾多尋找復興之路的黨派中脫穎而出，找到適合中國生存發展道路，其星火燎原之境，繼往開來，星火燎原之勢，勢不可擋。